工业化视角下我国"三农"问题的演变及其启示

从根本上看,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在即定约束条件下工业化模式偏差所带来的人口、社会、经济、制度等结构性矛盾多年来在农村积聚的结果.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民和工业化的关系由传统上被动地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等多种贡献为主,向农民的全面参与和全面发展为主转换,"三农"问题的核心也就转换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全方位变革.只有通过涉及城乡之间根本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转换工业化模式,实现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才能使"三农"问题在发展之中得到彻底解决.     

论"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考虑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制度和结构引致的问题,只要大力进行制度创新或者结构调整,“三农”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是对我国“三农” 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其实,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大转换时期的综合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治,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三农” 问题。“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决不是决策者的遁词,也不是学术界玩的文字游戏,它是由我国“三农” 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     

"十五"期间农村改革实践及"十一五"展望——以安徽省为例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针对农村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和惠农政策,对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有赖于推进农村全面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本文以农业大省安徽为例,总结前期农村改革的实践经验,探求下一步农村改革之路。     

从制度伦理的视角窥探我国"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中背离了正义原则的制度缺陷。科学的制度安排是“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前提。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科学的审视是一种必然。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废除城乡差别,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     

"三农"问题的根本突破口: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兼论应对"入世"对中国农业的挑战

作者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数量多和素质低。从战略的高度看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突破口 ,因为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够提高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素质 ,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而且有利于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进而减少农民的数量 ,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从策略上看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是我国应对“入世”对农业挑战的最经济、最符合长远利益的措施     

新时期再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

邓小平就中国"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三农"思想。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农业的根本地位始终不能忘,农村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要给予激发和保护,否则,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的"三农"思想为指导,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以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     

权利保护、法律供给与"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即如何全面有效地保障农民权利的问题.为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法律制度的构建入手,通过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确保农民的基本国民权利实现,从根本上消除权利的贫困,实现农村的富裕.     

“三农”问题成因及对策的传播学分析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新时期再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

邓小平就中国"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三农"思想.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农业的根本地位始终不能忘,农村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要给予激发和保护,否则,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的"三农"思想为指导,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以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     

反哺"三农"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可持续转移

本文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陷入"温饱陷阱"及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本文指出:在反哺"三农"的过程中,仅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三农"的补贴并不足以解决我国农村出现"温饱陷阱"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我国现有的以非户籍迁移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反哺"三农"需要新的制度保障,即打破制度瓶颈的束缚,改变现行户籍制度,使农民获得市民待遇.     

土地制度变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我国"三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现行的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的两权分离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使农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村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园,就必须彻底地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是解决现有矛盾和使我国农业生产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论农村制度与资源的调适与重构——深层求解"三农"问题的思考

“三农”问题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首要经济社会问题,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思路上的创新与突破。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重在调适与农村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并从系统论的视角有效整合涉农的财政金融资源、土地资源、教育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才能有效、深化求解更深层次的“三农”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规模不经济:"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决定了其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为此,通过分析和阐释“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包括内在不经济和外在不经济),探讨了克服规模不经济的思路,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建议。     

论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解决策略

我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居住在农村.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形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层面,只有从制度伦理的高度给予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国民待遇,从政治和经济意义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农"问题.     

对当前"三农"问题的思考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解决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问题,事关全局,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     

科学发展观视角中的"三农"问题

科学发展观提供了认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用科学发展观审视“三农”问题,经济社会不均衡发展战略布局和“三农”不科学的事实发展是其根源;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原则指导;统筹城乡、统筹“三农”内部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论江泽民“三农”思想的理论贡献

面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江泽民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将三者综合考虑,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巩固农业基础、推进农村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思想,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江泽民的“三农”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发展农村经纪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解决好农产品的流通问题,即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问题.各地的实践表明,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能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解放农民与"共同富裕"制度化--邓小平百年诞辰感言2004"一号文件"

国民收入中“弱势群体”农民的初次分配很差 ,再分配当然更差 ,遑论“三次分配”。不合理的税赋加重了农民负担 ,户口、农地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 ,成为“三农问题”的制度症结。局限在“三农”圈子论“三农” ,中国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和谐。“解放农民” ,减少农民 ,以制度化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 ,将是 2 1世纪中国最英明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