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土地会议后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

<正>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以“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宗旨,极大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纲领性文献。然而,这次会议以后,“左”倾错误却迅速发展,以致成为土改中的主要偏向。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十二月会议上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采取有效措施,较快地纠正了这一偏差,使土改工作健康发展。本文拟对此向土改中“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作点探讨,希冀识者指正。     

论江西苏区的反“左”斗争及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江西苏区则是反对“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主战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进行的反“左”斗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在满洲建立的过程

几乎在日本侵略满洲的一开始,原东北军各个部分就违抗不抵抗的命令,自作主张开始抵抗日本侵略军,并在其周围逐步形成各种抗日队伍,但初期的抵抗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严重影响了满州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种种因素又干扰了中共满洲省委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和正确分析新形势、制定新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经历了许多曲折,中共满洲省委才逐渐纠正了“左”的错误,满洲的统一战线由狭隘的发展为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发展过程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能够准确地确立它的策略方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次“左”倾错误的严重教训——学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书的体会

我们党在历史上多次犯过“左”倾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曾经造成极大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又出现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犯了两次大的“左”倾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损失。     

盲目赶超意识与新中国建国后的“左”倾错误

盲目赶超意识与新中国建国后的“左”倾错误连俊生，王哲玲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①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１９５７年起的２０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②“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探索

正确地分析和解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独具特色和最富创新的部分之一。建国前夕 ,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进行了探索。经济上 ,一是把“保护民族工商业”纳入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中 ;二是将民族资本主义列入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中 ,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 ;三是纠正了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错误 ,保证劳资两利。政治上 ,确认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参加新中国的政权与经济文化建设。这些思想 ,为建国初期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探析

在民主革命前期,我们党由于处于幼年阶段,在各方面都不成熟,曾遭受一系列挫折。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在土地革命时期,又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则着重从当时中国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土壤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错误来论述我党产生“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     

试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中农的“左”倾错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犤１犦因此，中农是党在农村必须团结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是关系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农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失误，有错有纠。本文就其主要错误、对错误的纠正及错误的原因作初步探讨。一、对中农的“左”倾错误及纠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中，党对中农政策所…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团结进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

今年十二月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十周年。这次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会议。全会的丰功伟绩,概括起来主要在于:结束了自1976年10月至全会召开时,党和全国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日本"董狐"笔下的甲午战争真相--中塚明教授与日清战争研究

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清战争.自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国历史学家中塚明教授即以此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历经四十余年而不辍,以"良史"的眼光秉笔直书,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日本朝野是如何蓄谋已久地发动日清战争的,充分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的责任和使命,堪称日本的"董狐".     

企业"二元结构"的成因、危害与根治

企业"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企业或单位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工制度和劳动制度,从劳动者、劳动岗位、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等,分别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形成企业"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有用工和劳动制度改革中的歧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流和企业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应从尊重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严格按"劳动法"办事等方面来进行根治.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解放区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教育

在东北两个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成为解放战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东北解放区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教育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前提和基础。对原有旧教师和旧知识分子的使用,坚决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针,通过组织各种政治训练班和座谈会、领导教师做群众工作、提升教职员地位等方式,调动起了大批可以利用的原有旧教员和旧知识分子。这些战斗在文教岗位上的新旧教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政治学习与业务研究的模范。     

孔子“知”论及其现代价值

“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知”论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感性实践 ,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 ;坚持“天命”与“人事”的统一 ,把以“仁”为核心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置于物质世界 (天 )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 (命 )的基础之上 ;坚持以“仁”为体 ,以“知”为用 ,主张仁知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     

基于土地增值的城中村改造利益分配研究

土地增值是城中村改造的经济支撑,城中村改造的焦点是土地增值利益分配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中村土地增值的影响因素,指出影响城中村土地增值的显著原因是位置变化与外部性影响。在对西安市城中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组建长期利益分享联盟是解决土地增值利益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完成城中村改造的关键。     

为马克思辩解——就“活劳动商品”问题与王建民教授商榷

马克思关于劳动不是商品的论证是其经济学严密体系的基石之一 ,这一论证具有科学性。王建民在《论活劳动商品》一文中试图动摇马克思的这一观点 ,不仅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 ,而且使自己退回到李嘉图学派的矛盾中去。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红”与“绿”的交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旨趣探析

“红”与“绿”的交融 ,意指社会变革、社会革命同生态运动、生态革命的结合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 ,实现社会的解放、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的统一。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理论来源、理论建构三个方面阐述其“红”、“绿”交融的理论旨趣 ,可以为科学地把握生态社会主义在从“绿”到“红”理论谱系中的合理位置提供一种坐标参照。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