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FDI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构研究

跨国直接投资的特殊属性以及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保障FDI健康发展和防止FDI行为扭曲,是政府对FDI流出进行政策干预的充足理由。通过对FDI政策目标的解读,中国FDI政策应从单纯的激励政策向激励——抑制——中性三位一体政策体系转变。中国FDI政策规制应加以改进:逐步变审批制度为登记制度;以激励的政策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境外资源;建立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加速完善中国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手段调节企业跨国经营行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一方面面临国内审批制度和国外投资经营壁垒的双重制约,另一方面又存在国内投资保证制度缺位,国际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使得“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为此,必须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结合本国现实情况,不断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完善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同时运用好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便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     

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另一条途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国外反倾销已成为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大障碍。应对国外反倾销除了常见的“三位一体”方法外,还有一种常被忽略的方式,即发展国际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应对反倾销,但在投资时,我国企业要注意取得国外法人国籍,避免反规避及分散投资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政府在有关法律方面加以完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也将随之“走出去”,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并以IDP假说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作的宏观分析和实践检验说明,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目前并不是中国企业大举“走出去”的最好时机,断定中国会引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次浪潮”,似乎为时尚早。我国政府可针对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采取导向性的措施和手段。     

中国海外投资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对外投资规模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对外投资效益不尽如人意,而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主体产权障碍、政府宏观管理制度障碍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制度障碍。为了消除这三大障碍,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事业的长足发展,进行制度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风险与法律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但面临着政治环境、社会治安、汇率波动等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保障相对欠缺,国内立法滞后,投资保险制度有待完善.为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立法以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以保护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应对 --以国际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为例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是海外私人投资面临的一种特殊的风险,它来自于东道国政府或产生于东道国内部的政府无法控制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危机,这种风险无法通过普通的商业保险制度防范,需要通过构建特别的法律制度予以化解。国际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即是各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专门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一种法律设计,对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扩大海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与发展思路——基于广东省佛山市行政审批流程改革的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加入WTO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广东省佛山市推行了独具特色的“两横两纵”行政审批流程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也还存在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常设管理机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不足.鉴于此,应采取成立专门的行政审批管理机构、明确行政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建立有效的行政审批替代机制等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措施.     

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

随着中国跨国公司实力的不断壮大，海外直接投资将成为占领国际市场的主要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是指跨国公司在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选择适当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适当的投资模式，是对外直接投资重要决策之一，关系到跨国公司的投入规模，企业控制程度以及赢利水平等方面，甚至影响到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中国跨国公司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时，除应借鉴国外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及发展趋势，还应根据中国的文化特点、产业特点、企业产品组合、市场需求状况、企业战略目标、经营水平、政府政策和法令制度等综合因素，制定适当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调研与思考——以邯郸市县行政审批局设立和运行为例

从全面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到试点建设行政审批局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一大改革创新,这有利于促进行政许可权从“平台整合”到“实体承办”、从“局部程序集中”到“全面权责集中”的提升。邯郸市作为河北省确定的第一批在市县全面组建行政审批局的设区市之一,以组建行政审批局为牵总,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创新审批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对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框架进行了重新设计、重新组合、重新再造,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破解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职责同构”等深层次问题,从而为“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改革能否从政策试点走向普遍实行提供有益探索。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运行维度分析

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开始从全面建设政务服务中心向探索建立行政审批局方面发展,这有利于促进行政审批行为从“割裂”向“协同”转变,行政审批管理从“审管合一”向“审管分离”转变,行政审批资源配置从“离散化”向“集约化”转变。各地具体实践模式也不尽相同,行政审批局模式解决了以往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未来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改革能否全面推进,还有赖于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以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优化。     

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差异及原因探析

对华安全政策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演变,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也在基本政策框架偏向、战略思维、实施手段以及具体议程等多个方面表现出差异性.这些差异的背后既有思想传统、党派利益和人员构成等该届政府本身的原因,也体现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中美安全关系落后于中美整体关系,现行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严重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两国的长远利益,亟需得到调整.     

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在土地征收中,政府存在财政幻觉。在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土地征收程序虚置一同构成支持财政幻觉的制度基础,中国土地财政的兴起是居民财产权利与政府征收权之间失去平衡的结果,要从根上治理土地财政,必须启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双重的"还权于民"的改革。     

微博、规制与行政法治

作为上位法,《电信条例》和《管理办法》不能为《规定》关于用户必须使用真实身份注册微博客账户、网站提供微博客服务必须经过审批的条文提供依据,《规定》为行政相对人设定的义务和责任,突破了上位法的明确规定,《规定》对政府规制权力的宣示和预设缺乏合法依据,是一部存在合法性瑕疵的政府规制文件,与行政法治的要求不相符合.     

我国青少年网络游戏监管政策的十年回顾与分析

旨在保护青少年的网络游戏监管政策大致经历了从笼统监管到专项监管两个阶段。监管的领域和手段主要体现在：对网络游戏内容的行政审批、对网络游戏出版与经营单位资质的行政审批、对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行政与技术监管以及对网络游戏经营场所的行政监管等。目前,网络游戏监管政策仍存在多头监管和监管职能重复设定、针对青少年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网络游戏行为的监管及保护有效性不足、监管政策技术和手段过于滞后等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完善。     

推行依法行政刍议

在行政领域推行法治，必须从我国政府的地位和职能出发，要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意识作为先导，努力提高行政立法质量，严格行政执法，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的监督机制     

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当前我国扩权强县政策为中心的研究

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施行扩权强县政策。但由于现行政府层级管理中存在着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如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等,使扩权强县政策真正落实遇到困难。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断探索县域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各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分权与赋权结合的基础上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成都建设西南地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构想

区域性金融中心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对西南区域经济的中长期战略部署,客观上也要求西南五省市具备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成都凭借其在综合经济实力、金融业发展、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在西南地区各省市中拔得头筹。在构建西南地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成都可借鉴“北京金融街模式”,实行“分步实施、分层推进”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信息成都”、“诚信成都”、“金融成都”的建设;在构建初期,选择政府主导为主的地方金融发展模式,加大政府对金融的支持力度。     

试论现行批捕方式的“庭审化”改造

批准逮捕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这项职权运行的好坏优劣,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而最能保障批准逮捕效能发挥的是其运行方式的优劣。现行批捕方式不能有效发挥审查批捕的功能,有必要对其进行“庭审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