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中国特色”

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运作的,渗透于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满足大众感性娱乐的文化。它最早兴起于西方社会,且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悄然产生,并发展迅速。表面上看,中西方大众文化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实质上,由于意识形态、产生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大众文化被赋予了典型的"中国特色"。研究我国大众文化,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全面、辩证地加以分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加以引领,使之健康地成长和壮大,并逐渐在世界文化领域筑造起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批判与辩护——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述评

对于"大众文化",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批判者认为其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是肤浅文化的同义语,是美国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入侵,是民间文化的灾难.辩护者则认为,对大众文化的这些非难关系到一系列价值标准的判定,大众文化和趣味标准不应由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来决定,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的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即终结了旧的文化形式,并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所以,传统的批判理论指责大众文化被框定在极度的消费主义之中,风格千篇一律的刻板单调和平庸陈腐,是无的放矢.大众文化或许同样可以对高雅文化说,它事实上什么也不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下层文化.大众用两种基本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下层性:一是逃避;二是对抗.两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都包含着快乐和意义的相互作用.在逃避中快乐多于意义,在对抗中则意义比快乐更为重要.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单一化的趋势,对人生深度、意义深度的消解,对艺术的神圣性、超越性的消解.     

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化——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为例

当代大众文化语境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该语境下,文化产业蓬勃兴起,传播手段层出不穷,文艺日趋娱乐化,新型大众文化及其全新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令既有的文学经典化之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已死"的呼声不绝于耳。而三十余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其创作中,采取与时俱进的积极态度,结合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坚持个性化发展,既为当代大众文化与文学经典化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合理的诠释,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     

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若干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民主法治的政治保障,需要公平正义、激发活力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和谐社会,离不开不同群体思想的和谐.要达成思想的和谐,决不意味着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思想与言论的一律化,更不意味着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已成为我们的重要课题.     

党的"执政"概念和党的"历史方位"的主题

本文深入地讨论了党的执政概念所包含的确切内涵和目前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两个维度,还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方位所包含的党政关系问题和对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认为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第一个维度是"领导大于执政",党的领导实际所包括的政治关系,要远远大于党的执政所包括的政治关系,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是执政.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执政包含领导",这个执政概念是一个"大执政"概念,包含了"阶级联合体"和"政权联合体"以及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就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党和政府文件中使用的"执政"概念就是这个"大执政"概念.这个大执政概念,与现代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执政概念和体现的政治关系和逻辑完全不同.本文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关系的架构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的是"党的执政一元化"的趋向.而这种党政关系结构要求党必须保持和体现它的先进性,做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国的党政关系建设在重视法制化的同时还应强调领导者自身的道德文化建设.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对新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是个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就要担负起政府退出后对公共空间或社会自治领域的保证和监督的责任.不仅继续关注如何完善组织和运用政权问题,还应关注帮助人民实现对权利的觉悟并保障人民依法运用、维护和实现权利.这是共产党人的"第二次革命"或"自由革命".目前可以选择实行政治上的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加强执政建设同时重视对公民社会的领导建设.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中的粗俗文化批判——兼论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偏误

粗俗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即粗俗文化的感官主义特征、"对抗一切理论"、披着大众的外衣以彰显自身的群众性和合法性.这三个特征是我们评判粗俗文化的基本依据,依据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粗俗文化纳入文化批评的论域之中.有些文化批评家不遗余力地为粗俗文化辩护,文化市场上粗俗文化的泛滥与文化研究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结成了牢固联盟,这个联盟认为粗俗文化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即认为如果没有以粗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可能的;同时,正统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应当被消解的对象,因为它违背所谓的"人性",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的介入,这种文化批评理论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偏误.今天,我们认识和批判粗俗文化不能离开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辩证理解,这种理解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根源不在文化自身,而在资本矛盾之中,也就是说,粗俗文化是资本的矛盾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必然要走上歧路.     

从意识形态内涵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

本文从意识形态作为理论观念、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形式,构成意识形态的三大要素--理论学说、价值理想和政策主张,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民间)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的传媒化和文化化两大趋势,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展与存在问题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推进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总体性的看法.     

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的三大特征及其借鉴意义

对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不能望文生义,只有在社会系统这一大的背景下才能正确地理解"大众文化"。今天的人类文化整体上面临"更新换代",文化研究要取得重大进展必须从文化变迁的高度,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现实,遵循辩证的原则,扎实有效地推进,这是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的借鉴意义之所在。     

互联网族群文化:兴起、认同与延展

互联网族群文化作为一种亚网络文化现象,对人类生存空间产生了一定辐射和影响。这种文化现象是研究网络文化的一个全新视域,具有不容小觑的现实文化价值。互联网族群化现象的兴起与涌现,反映了社会发展中人的现代性的多元化。在互联网空间内的各类互联网族群,其行为不单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场域,互联网族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场景给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选择,它是比社会空间更加合乎心意的交往空间。在这种交往空间中,虚拟生存投射和延伸了现实生存。通过网上与网下的联动,充实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实现虚拟与现实的"和谐互动",进而实现良性循环的"虚实共生"。     

论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的借鉴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和谐、包容的文化,先秦哲学思想中闪耀着和谐的思想火花.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的"大同社会".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则提倡建设一个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这种"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和谐社会的初步构想."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则是指和谐社会中和谐与斗争的矛盾统一.和谐是社会的主流,矛盾斗争则是社会的另一侧面,和谐社会实质就是社会发展斗争中的统一体.至于"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些重要思想则表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则表达了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发展过程.可以说,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哲学依据和精神归依.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以中央集权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在近代的发展中饱受屈辱,受尽欺凌,却能够传承中华文明,建立中央集权的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民主共和国,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包、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慎刑"与"宽严相济"——以中国传统法为视角的考察

"慎刑"是中国传统法具有和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政权稳定的作用。"宽严相济"是当前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法制特色的刑事政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宽严相济"与"慎刑"存在历史的相通性,宽严相济的传统文化基础是"以人为本"和"德法兼济",而传统社会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法律手段即是"慎刑"。"慎刑"在立法层面上体现为"刑罚世轻世重",在司法层面上体现为程序上的严谨及人伦观照。"慎刑"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及政权的长治久安,对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

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以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凝聚力与精神资源为基础的、以实现美好社会为目标的价值重建与社会目标定位阶段。这一新阶段以“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为基础,体现了执政党政治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最后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发展的六个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     

“中国梦”:意识形态范畴的认知逻辑及其理论张力

修辞表达上,"中国梦"从物理、地理、心理空间等维度,合理地将地理中国、文化中国、心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空间区域做了合理切分。"中国梦"既统摄今天的中国,对内引导社会实现更加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组织;同时,对外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合理辐射,影响转型中的世界。"中国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表达大众化,内隐相应的修辞逻辑与政治逻辑,并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中国梦"的社会效应与其可能的理论张力构成逻辑关联。理论张力越是趋于至大,其内蕴的社会效应也随之趋向更大。     

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新时期的重要思想和实践命题

意识形态领域从来就是政治的"必争之地"。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相互交织,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新世纪历史使命的需要。     

"和谐社会"思想的中西哲学基础探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从中西哲学"和谐"现点的提出、"和谐"观点的外化和"和谐社会"实现途径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中西方哲学沿着各自的哲学旨趣出发,形成了不同的和谐哲学本体观,中西方哲学沿着各自不同的"和谐"观点外化路线,形成了各有偏重的和谐社会理想和创建路径,探究"和谐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汲取中西方和谐哲学观的"合理内核",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的最佳和谐.     

和谐世界呼唤"仁政"

小布什政府凭借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大行"霸道",在世界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也难以应付全球问题,更不可能实现世界和谐。中国春秋时代的齐国曾在诸侯国中推行"仁政",成功地构建出一个相对和谐的"国际社会"。古今中外历史证明,"霸政"逆潮流而动必将失败,"仁政"是大势所趋。     

人类、动物与隐喻

随着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优生学的兴起,"人是动物"的隐喻有望成为21世纪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战场,因而值得我们关注.     

转型期间俄罗斯意识形态建构之状况

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是形成社会成员价值共识的基础.承担着对现实社会秩序合法性进行维护和解释,使民众对现存社会产生认同的重要使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了摆脱意识形态体系缺失导致的失序,俄罗斯政府和知识精英正在不断积极探索和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空间.从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到近期意识形态领域热议的"主权民主",及学者、宗教界人士对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积极参与,适应转型后的社会现实的新的意识形态正在不断生成,虽然各面意见的分歧还需要整合,但是日益明晰的进路必将使不断崛起的大国从中获取更大的精神动力.     

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水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现代化。我们党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作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建设必须伴随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改革创新,始终做到与时俱进,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公民社会兴起的本质要求,是高新科技革命的迫切要求,是革除自身弊端的内在要求,是跻身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通过加快理论和观念创新、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突出机制和程序制约、促进载体和措施更新,进一步提高党的主体素质和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运作机制,努力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科学化、队伍素质时代化、运行机制民主化和执政方式法制化,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现代化水平,始终保持反映时代特征的先进性,更好地肩负起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使命。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以创新激发活力,以协调汇聚合力,以绿色提升品质,以开放构建格局,以共享夯实根基,才能实现"两个巩固"的发展目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