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藏族汉地佛教史观若干问题探析

几乎所有重要的藏文佛教史都会介绍汉地佛教史或者在介绍汉地王统时加入汉地佛教的发展情况。在这些介绍中,藏族史家在史料的取舍和史实的认定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藏族史书所记载的汉地佛教史中,几乎充满了神异传奇,或者说他们比较认可汉地记载中那些充满神迹的记载;藏文史书关于早期汉地佛教史的记载,是一个内在的、较为封闭的体系;在藏族对汉族早期佛教史的记载中,《旃檀佛像记》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大蒙古王统综述——《汉藏史集》节译并注释

《汉藏史集》,全名为《汉藏史集——贤者喜乐南赡部州明鉴》。作者达仓宗巴·班觉藏卜,梵名室利补特跋陀罗,生平不详。该书成书于一四三四年,所记史实由吐蕃王朝迄于明初,尤详于元代西藏的历史。由于在《汉藏史集》中保存了不少其他藏文史籍未载的珍贵史料,本世纪三十年代国外学者在锡金甘托克登萨巴图书馆发现该书抄本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现在已有很多学者在论著中引用此书。一九八二年,中央民族学院王尧老师从美国带回了《汉藏史集》的影抄本,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将其影印出版,此即我们翻译所用的版本。四川民族出版社已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了由东嘎·洛桑赤列先生据民院影印本校订的铅印本。国内现查明存有五种不同版本,因条件所限,惜不能以其相互对校。《大蒙古王统综述》为《汉藏史集》的第二十四章,其中不但叙述了蒙元王统的承继,还记载了伯颜、桑哥等人的事迹。我们特将该章翻译出来,参照较其早出的藏文史书《红史》(一三四六—一三六三年成书)和《西藏王统记》(一三八八年成书)的记载,以及元代的有关史料,加些必要的注释,希图其有助于蒙元史的研究。由于译注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少错误,敬请大家教正。——译注者     

《金瓶梅词话》方言新证

关于《金瓶梅》的方言，向有鲁语说和吴话说。本文则以相当有力的证据，提出了晋语说，找出了山西雁北方言说。文章运用山西雁北方言可以明确破译《金瓶梅》中许多公认的语言难题。运用史料所记载的古代山西方言，与《金瓶梅》中方言土语相比较和印证。最具说服力的史料是本世纪初成书的《古今笔记精华》中方言部分，和清代光绪十八年成书的《山西通志》中方言部分。通过认真的比较，进一步证明了晋话说的可靠性，从而找到了开启《金瓶梅》语言之迹的钥匙。     

柯尔克孜族语言概况

柯尔克孜族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在汉文史书上早有记载。最早记载有关柯尔克孜族的资料是我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柯尔克孜在《史记》中称为“鬲昆”,在《汉书》中称作“坚昆”,在《旧唐书》中称作“(?)戛斯”,在元、明的史书上多称作“吉里吉斯”或“乞儿吉速惕”,在清代的史书中多写作“布鲁特”。     

论《水浒传》的成书类型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一般认为是世代累积型,然而从史料、话本和戏曲考察,水浒故事内容并非呈持续累积状。史书记载简单,并无话本作品流传,水浒剧内容独立,由此可以看出其成书不同于《三国演义》等世代累积型小说,而属文人独创。     

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

在历史上,弭药(西夏)与吐蕃关系密切。在族源方面,党项羌(西夏出自党项)曾与古代吐蕃先民融合,成为吐蕃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俟后,赞普松赞干布兼并党项,更名弭药,使两族更加接近。松赞干布的五位王妃中,有一位就是当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藏文《贤者喜宴》〈以下简称《喜宴》〉函33页上)。松赞干布建政过程中,亦取效弭药人的各种技艺才能。在其它方面,诸如文化、医学、建筑和宗教等方面,两族亦多有交流。可能由于这些密切关系,在藏文史书中可见到有关西夏缘起、建国和失国后的记载,虽然各书记载的史料不够详尽,但集中起来还可以看出个轮廓。     

《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但它也存在些许错误,或是疏失所致,或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例有关,有关突厥的记载失误即可说明。同时,《资治通鉴考异》也存在错误。     

试论道光《重庆府志》的成书与价值

道光《重庆府志》是清代纂修的重庆地区府级方志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志书。它的成书是在知府王梦庚的大力主持下完成的,实际执笔人为荣昌教谕寇宗。本志采用传统的两级分目体,对清代道光以前的重庆府境内的地理、经济、政治、教育、军事、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加以叙述,保存了一些难得的史料。但是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过于强调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风俗文化等内容的记载,致使大量有价值的地方性知识流失。同时,由于纂修者的水平所限,志书内容的学术性也大受影响。但由于本志成书较晚,刊本存世量大,查阅较容易。     

藏文书法艺术初探

大千世界,民族林立,语言纷繁,文种众多,字体五花八门。许多民族和国家在各自文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的书法艺术。 藏族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617-650）时创造了藏文,到现在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随着藏文的使用和发展,产生了藏文书法艺术。藏文书法艺术就象开放在青藏高原上的雪莲花绚丽多姿,深受广大藏族人民的喜爱。根据藏文史书记载,吞弥桑布扎仿照古印度兰札文创造了藏文正楷,根据瓦都文（又译为乌尔都文）创造了藏文草书。他不仅创造     

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

北朝隋唐时期 ,河洛于氏人才辈出 ,十分显赫。但有关史书对其记载时有出入。虽然有些史书将其记为代州或雍州及京兆等地人 ,但经过对史料及有关墓志、神道碑的研究认定 ,于氏始终为河南洛阳人 ,且对其它一些问题进行了订正或对史书有所补充 ,并据此列出于氏十八代世系表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     

《大唐西游记》之美学意蕴略析

《大唐西游记》的创作者抛弃传统历史纪录片照本宣科的讲述方式，拨开历史的迷雾，独家解读玄奘传奇的一生当中众多不为人知的秘密。13岁的少年玄奘为什么能够破格剃度？西行路上，玄奘为什么在唐朝西部边关凉州域逗留了一个多月？纪录片创作者在讲述传奇故事的过程中不时停下脚步，以历史探索考的视角重新审视故事当中的神种细节。对于具有争议的历史谜团，纪录片创作者或出其不意地链接看似无关的历史事件，或多方举证古今中外的专家观点，或从史书的点滴记载里寻找新的论据，一部具有独特美学意蕴的历史纪录片由此形成。     

论清代原始史料的利用

引言 谁都知道,研究历史需要史料。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官方文书和私人记载。我们不能说哪一种价值比较高,但是以清代的情况来说,前者比较有系统,而且量的方面比后者多得多,对于清代史的研究者,是一件可喜的事。官方文书所以能大量存留,当然因为时代近,散失比较少;可是清代帝王特别注重文献保存、编纂这一点,也不可忽视。比方说,雍正朝成立的军机处,有《录副》制度:奏摺、谕旨等除了正本以外,还抄录副本一份;而且每隔三五年,重新编写一通,因为历年翻阅,恐有损坏的缘故。《钦定大清会典》上说:     

试谈藏文拼音和拼音教学

藏文是藏族使用的文字。据藏族史书记载,是七世纪吐蕃大臣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的某种字体创制的。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藏文创制以来,用它著录而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对保存和发展藏族文化、科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存最早藏文文献大多是八至九世纪的作品,文字体制已相当完备。此后,藏文历经三次修订,沿用至现在。     

古藏文札记

藏文有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籍记载,藏文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三次改革,但那些记载都失之过简,人们无从了解古代的语言及古文字的风貌。 近几年随着吐蕃时期手卷写本的公布,使我们获得更多更好的研读古代藏文的资料。这些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语言现象和早期藏文的特征,颇有研究价值。人们如果用吐蕃王朝之后,特别是十一世纪以来形成的藏语书面语与之对照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吐蕃时期的古藏文     

从“格萨尔”的词义说起

由于藏文古典著作中出现了“突厥格萨尔”()、“哈密格萨尔”()、“格萨尔武王”()、“北方格萨尔”()、“岭·格萨尔”()等不同的记载,因而在《格萨尔王传》的研究中,对格萨尔这位英雄人物的生活时代和《格萨尔王传》的成书年代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其原因之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清代中期伊犁将军奎林治理新疆政绩新探——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为中心

清代边疆重臣奎林任职伊犁将军期间,在对东归和硕特内部事务的处置、哈萨克汗国的朝觐管理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历史贡献,即使在伊犁将军任上遭劾革职,也在客观上对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西北边境的稳固具有积极影响。传世文献对此不仅疏于记载,而且多有牴牾。满文寄信档等新见史料的刊布,既可以还原奎林任事新疆时期的更多立体细节,亦能够纠补传统文献相关记载的讹误和空白。通过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新见史料的爬梳,重新探讨奎林边疆政策的深远影响,兼及对清代新疆吏治的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清代笔记中的西藏

清代笔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既可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笔记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数次用兵西藏、驻藏大臣设置、章嘉呼图克图等内容,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鲜明的国家主权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清廷治藏的成功经验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