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

<楚辞·离骚>里有"三后",历来学者或认为是指上古三皇五帝或三代的三位贤君,或认为是指楚国的三位先公先王.从文献和楚简两方面的证据看,第二种观点是可信的,"三后"很可能就是新蔡楚简中的"三楚先"."三楚先"包括老童、祝融、鬻熊,而不包括穴熊,鬻熊和穴熊不是一个人.     

"三闾"渊源考

本文综合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传统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学术史等多种信息,考述昭、屈、景三姓渊源以及"与楚王同姓"的过程.本文结论的是战国三大姓昭、屈、景均源于楚王族,"与楚同姓",昭氏源于楚昭王,屈氏源于楚武王,景氏源于楚平王.     

楚黔中郡与“巴黔中”

《求索》杂志1983年第4期所刊发的《古代巴国南疆考》(以下简称《南疆考》)一文,提出春秋战国时,巴国的"黔中"即其"南疆",应在今天川东南、黔东北、湘西北,而且包括今天湖南省沅陵县在内,是"巴黔中"的"北部"."巴黔中"的"南部",达到什么地方呢?作者未明言.但从作者的基本观点来看,实际上是认为广大的湘西、湘南、黔东北、黔东、川东南以及鄂西地区,本来都是巴子国的领土(或叫"巴人"地区),都是"巴黔中"和"巴南疆".照此说来,楚国的黔中郡在什     

“商代无楚”析

《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发表了王光镐同志的《商代无楚》(以下简称“王文”)一文。虽然该文命题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文中许多关键性的论点、论据和论证环节却很难经得起推敲。为了促进“商楚”问题的研究,今亦不揣谫陋,试对王文逐层加以辨析,以与光镐同志切磋。一王文提出:“在确实可以判定的甲文楚字中”,存在着两型楚字,“一则从林从正(征),一则从林从足”,“正”楚“内含‘征服山林’的褒义。其字一概见于殷墟,理应出自商人的创造。商人对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地域名之以有明显褒义的‘正’楚,无非以文自诩,本是情理中事。‘足’楚最早见于周原卜辞,似应出于周人的创造。它应是特为代指当时的(?)姓楚国应运而生的。‘足’楚所表述的‘林中足迹’之意,在这里只不过体现了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晋楚争霸与晋“联吴制楚”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处于对峙的均衡状态时,一个打破当时战略均势、改变列国间力量对比及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晋国成功推行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其后,吴、楚反目并争夺于江淮,吴国崛起并与仍为楚之属国的越国相争于东南以及继齐、晋、楚称霸后,吴、越相继称霸等,都与这一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成功推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对春秋时期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中,这也是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实例.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楚顷襄王“忘仇和秦”辨析

顷襄王向秦国妥协,并迎娶秦女,在历史上一直受人唾骂.司马光说顷襄王"忍其父而婚其仇"(《百五十家评注史记》).明人杨慎也说:"始挑祸以陷亲,复屈仇而自佚,顷襄得谓其子乎?"(同上注)还有的人,说顷襄王不该舍弃齐国而联合暴虐的秦国.解放以后,人们论及顷襄,又往往联系其迫害屈原的劣迹.因为屈原是主张联齐抗秦的,故而顷襄联秦的外交策略,也连带着一起被否定了.这类评价都是没有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的片面之辞.下面本文试图抛却成见,对顷襄王向秦国妥协一事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和评价.一、顷襄王为挽救危局不得已联秦事实上,在怀王后期,楚国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楚向秦妥协以挽救危局已是大势所趋.怀王十七年,楚贪商于之地轻率攻秦,结果兵败于丹阳、兰田,损兵折将,失去汉中,秦的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陷楚于不利     

楚货币金属不是“金五品”

《书·禹贡》载:荆、杨二州"厥贡惟金三品",孔安国曰:"金、银、铜".金、银、铜作为楚国的货币金属这是肯定的,但楚国铜币不是由单一的金属铜(所含的杂质另当别论)组成,而是由铜锡铅的合金组成的.据此,有的同志认为锡、铅是二种"辅助货币",楚国的货币金属应该说是"金五品".这是值得商榷的.据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考记,在铜或铜合金中加入铅主要是从西周以后逐步开始的,铅的加入主要有三个作用:1、进一步降低金属(或合金)的熔点; 2、替代部分金属锡; 3、增加合金熔化后的流动性,便于铸造胎薄、花纹细腻繁复的器物.由于楚国的铜币体     

《招魂》“像设君室”与楚简帛之“象”

《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屈子辞赋悬日月 三闾精神继世长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的楚辞体诗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文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朽的人格魅力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屈原的辞赋与屈子的精神一样薪火相传,光景常新。     

楚竹书《吴命》与周人“大姬”饰辞

上博楚竹书《吴命》简8下有先王姑姊大姬句,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大姬即西周初年陈胡公满的配偶及周武王之女大姬。大姬在西周初年的妇女中被较多提及,与周人的吾女观念有关,但这种世系关系已经很遥远的吾女,仅具有某些礼仪上、政治上的意义,大姬更多被与周有亲缘关系的诸侯国拿来作为谴责或讨伐陈国的借口。《吴命》中之告劳简文所指应该是鲁哀公元年、六年吴王夫差两次伐陈之事,大姬亦是吴国对陈宣示武力时的一个饰辞。     

《楚“东国”地理研究》评介

陈伟先生的《楚“东国”地理研究》是一部区域历史人文地理专著,同时也是一部综合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力作。本书凡21万言,分为“绪言”、“地望?”、“疆域编”、“文化景观编”和“结语”几个部分。在“绪言”都分,作者指出,楚“东国”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它大致西起方城一线,以淮水为中轴向两侧展开,北面约包括淮北平原南部,西北伸入汝(水)、颖(河)上游地区、东北延至泰山南麓,西南止于大别山脉,东南接于大江之滨。大体相当于今河南东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及山东南部。在今天,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景观区或者人文景观区;但它却     

信息时代与“三A”“三I”革命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新技术革命的来潮,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三A革命和三I革命。三A革命是指FA、OA、HA、FA一工厂自动化的结果是出现许多无人化工厂,产品从元部件加工,组装、搬运到仓库全部实行自动化。OA一办公室自动化是指文字处理机、电子计算机、复印机和传真机等处理     

坚持“三贴近”与继承“三深入”

坚持＂三贴近＂是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方针;＂三深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具体要求。正确看待＂三贴近＂与＂三深入＂,不是以＂三贴近＂取代＂三深入＂,而是以＂三深入＂推动＂三贴近＂,在＂三贴近＂的基础上做到＂三深入＂。文艺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三深入＂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灵魂,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来说,今天和明天仍然要强调＂三深入＂。     

二论商代无楚——兼答张君《“商代无楚”析》

在拙作《商代无楚》(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商文”)中,我们曾从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诸类主要材料入手,提出了商代无楚方国及楚部族的刍荛之见。此论牵涉甚广,固非一文所能尽言;鄙见不合众说,自然又会遭到一些非议。如段渝同志著《荆楚国名问题》虽与拙说不乏暗合之处,但对其中部分看法便明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另张君同志著《“商代无楚”析》则更是对拙文。逐层加以辨析”,进而全面予以否定的专文。(上两文均见《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下去,有必要进一步阐发我们的看法,并对相关置疑作出正面回答。一说“楚”字考定楚方国开始出现的时间,重要的入手点莫过于从最古老而原始的大量甲骨卜辞遗留中,探寻楚名号究竟始现于何时。通过必要的归纳和比较,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蜀伐楚,取兹方”考辨

《史记·楚世家》说:“肃王四年(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对待这一史料,有的文章怀疑蜀不可能越过巴而到达楚境,径将此蜀理解为巴。另有文章认为此蜀当为巴或巴蜀联军。此事究应如何理解,值得深入讨论。一、关于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为了探究伐楚兹方的蜀究为何属的问题,我们先注意一下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举巴蜀,在四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