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语言与韩国民俗

语言是区别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而在语言内部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容,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萨皮尔所说的"文化"其中也包括民俗的内容,民俗被认为是遗留在文明社会之中的古代社会的"残存物",语言与民俗是紧密相连的.     

民俗性迷信的文化功能及其心理特征浅释

1.民俗性迷信的文化功能 民俗性迷信本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为它置身在封建土地而后发生,多被国人述为封建迷信.由此而论,现代人观念中的迷信一词,既复合了官本位及历史文化内容,也反映出不少成俗的迷信因素.那么,民俗之存在,自然又无可厚非.而且,做为一种范围很大的社会文化存在面,民俗性迷信,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而也起到了它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它大量地在人们却祸求福心理支配下产生.而人们的心理文化又是杀不灭的社会生存状态.如为求吉利,有不少地区性、时令性的禁忌;又如人们熟知的年节对联贴倒福及家家贴门神、供灶神和家神与祭祖等.许多俗信被记在地方志书中,如旧志中记有:“人云燃元旦用余之烛,以照庭院,可免窃盗;以照园圃,可弭耳虫,其信然耶”.(《额穆县志·礼俗志》).种种俗信充斥了人们生活众多事象之中.然而,俗信并不等于现代观念中的迷信,它们之间互为因果地相互渗透,以致使得民俗性迷信成为一处绝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眷顾与批判:民俗叙事的两重视角与两种姿态——民俗文化视域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民俗叙事,蕴涵着时现代中国文化的深层开掘与文学审美价值的提升,应有其重要意义.由于作家们用不同眼光审视民俗文化.新文学的民俗叙事便有两重视角与两种姿态:一是从启蒙文化的角度反思中田传统文化,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对民俗多取"批判"姿态;二是引入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审察民俗,多自然平和的鉴赏趣味.寄托着对"乡村家园"的眷恋之情.     

江永女书的民俗文化解读

江永"女书"产生于湖南南部湘桂粤三省交界处,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民间妇女特有的女性文字;从民俗的生活属性来讲,它是一种民间妇女的特殊民俗生活文化。本文主要以江永地区的"女书"为调查对象,在现有的"女书"书面文本和与相关学者进行访谈的基础之上,对"女书"所展现的一些民俗事象进行文化解读。     

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

程洁一文认为,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在城市民俗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作为城市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产物,体现了城市民俗自身的一种独特结构与模式,彰显了城市民俗研究的一种新颖的空间视野。     

民俗与精神文明建设

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很大。只有对民俗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批判地继承,才能更好地吸取其中闪耀光彩、可资借鉴的良俗,根除那些禁锢和毒害人们的陈规陋俗,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地发展。 民俗的社会性决定了它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民俗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普遍     

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

民俗是一种非日常的生活传统,它是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一种文化精华形态,在当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地方文化建构中,这一特征表现明显。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和研究者,民俗学者承担着社会风俗建设的使命,更承担着提升学科地位的职责。我们要把研究文化精华的立场写在旗帜上,主张社会规则的遵守,主张民俗信仰的追求,主张审美境界的提升,正确定义民俗的概念,明确民俗学者的使命。     

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

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秩序格局而非文化想象,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而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裂。风险社会呈现的全球图式,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其实质是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秩序面临包括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困境。风险社会的应变之道,在于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来寻找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论《聊斋志异》与沂蒙民俗的双向互动

《聊斋志异》中反映沂蒙民俗的作品有34篇。蒲松龄能够成功采撷沂蒙民俗是由于作者非常熟悉民风民俗,具备较高的艺术造诣,同时与作者在沂水生活时写作素材的搜集渠道有关。从民俗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来看:一方面《聊斋志异》从行为文化、物态文化、制度文化、道德文化等方面展示了沂蒙民俗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沂蒙民俗素材进入《聊斋志异》,使作品更具沂蒙地域色彩,厚重了作品的内涵,拓宽了知识面,充实了信息量,增强了可读性,使作品达到了"风俗史"的艺术境界。     

流动的日常生活——“新民俗”、“泛民俗”和“伪民俗”的关系及其循环过程

毕旭玲一文认为,城市泛民俗作为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民俗形态,具有着较为鲜明的文化建构意义,对于传统民俗具有强烈的冲击性与颠覆性,因此也经常招来许多民俗学家的指责与批评。     

论经典外国名著《静静的顿河》的思想魅力

历史车轮在不断前进,人也力求跟上时代,然而人并非至善至关,人对历史的追逐不可避免地受外在、内在因素的制约。《静静的顿河》中有两个主题,一是顿河哥萨克走向社会主义的痛苦历程,二是格利高里在重大历史风暴中的悲剧命运,因此它蕴含着宏大悲壮的民族悲剧和细腻感人的个人悲剧。在肖洛夫霍夫笔下．悲剧中种种的悲哀与无奈除因历史上苏联政府的错误政策外,更多在于哥萨克气质、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乡土情结等熔铸于主体内部的自身缺陷阻碍着人的发展．表现出人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突破自身局限、调节社会巨变与个性的强烈冲突的艰难。     

王佐对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兼谈王佐研究的一些问题

王佐是海南历史上的一代名贤,但后世对其研究却十分薄弱。我们需要在对其作品做具体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放在整个海南文化、文学史上,与其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才能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王佐有关唐宋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代表着其咏史诗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南士人的某种心态。《海外四逐客四首》最具感染力;《读宋史》《崖州裴氏盛德堂》则是通过历史著作和历史遗迹的感发,扩大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表现其"宋史情结";对李德裕的态度有别于"四名臣";对苏轼虽持有异议,但诗中所表现的完全是一片景仰之情;卢多逊、丁谓则成了其笔下的反面角色。他擅长于将人物放在政治大事中进行歌咏,将人的命运与政治得失紧密结合起来做出深沉思考。     

略论道德概念

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由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三因素构成。当且仅当道德价值判断是真理时,才能够制定与道德价值相符的优良道德规范,而避免制定与道德价值不符的恶劣道德规范。道德既具有适用于一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性,因而存在特殊的、相对的道德,又具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绝对性,因而存在共同的、绝对的道德。道德就其自身——道德规范——来说,是主观的、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就其基础和根本内容——行为事实——来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或优良性,说到底,取决于是否与行为事实相符。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双重困境下社会工作教育的应对与改革

20多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及其教育在人才培养、组织建设、理论研究、实务领域拓展及制度建设等方面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质疑和忽视的。我们把这些问题归纳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双重困境，由此构成严重制约着社会工作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环境系统。为此，需要从社会工作研究、教学改革、政府支持等层面，通过社工界内部的作为和政府及社会外部条件的改善去积极应对，这是社工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     

转轨批评家的荒谬逻辑

吴亮在抨击那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时不但袒露了自己的思想转轨即明确地承认他曾经信奉、现在已不再完全信奉马克思的逻辑和马克思的教诲,而且公开地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包括剥夺辩护,认为工人依赖资本家养活,而不是工人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与那些世界观矛盾的知识分子相比,吴亮的这种思想转轨不但是中国当代一拨丧失历史感的知识分子社会背叛的产物,而且集中地反映了这类寄生在历史的碎片中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即他们在搁置马克思对资本的贪婪本性的道德批判的同时还反对工人争取美好生活的社会斗争。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尚书》历史变动观的两重性

《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承认新旧时代即新旧王朝的递嬗是合理的、进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尧、舜、禹等＂圣王＂所生活的时代是值得欣羡的时代。这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从天命改变的角度而后者主要是从道德高尚、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说的。而这一切都可以用＂敬德保民者可以得天命＂来解释,其关键在＂德＂上。《尚书》所认为的前代圣王统治时期是好时代,对这一观点,应该做具体分析。     

自强维新的时代呼声——《普天忠愤集》论析

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产物,收入了大量清末人撰写的与时事时局、国计民生、革旧维新有关的诗文,体现了编者激发士民忠愤之气、挽救危局、培养人才、成一代龟鉴的意图,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的历史文化氛围,广泛展示了当时的时代心理状态与时人的思想认识水准,是认知那段历史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正感探析——以社会期望与财富分配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民众的社会不公正感逐渐增强。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文化与平等意识的萌发,增强了他们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憧憬,引发了普泛性的生存比较,所有这些都普遍提高了民众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全方位扩大,财富分配极不合理,既有市场化改革自身引发的巨大收入差距,也普遍存在由双轨制、非正当致富等导致的贫富悬殊。这种期望与指望的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公正感。用公式可表示为：社会不公正感=社会期望/财富分配。提高民众的社会公正感须从调整财富分配入手,应做到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