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苗弁制度与基层社会控制探析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社会秩序再度瓦解。清政府改变统治思路,采用"以苗治苗"策略,设立苗弁制度,并招募苗兵作为武备力量。苗弁作为上级政府与苗民之间的桥梁纽带,有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为湘西苗疆的治理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对苗弁管理是维持湘西苗疆地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关键所在。以史为鉴,这一制度对当前处理民族关系和维护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世纪湘西"苗疆"屯政与乡村社区新阶层的兴起

19世纪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稳定当地社会,在湘西"苗疆"开办屯政.屯政对"苗疆"多民族社区的社会流动模式、社会阶层结构、社区权力结构、民族文化等,均产生深层次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在屯政中成长起来的半职业化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新兴阶层的规模、特征及其活动的社会后果.     

试论清代“屯政”对湘西苗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王朝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后,起用凤皇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在湘西苗族地区筑碉、均田、屯丁,设苗官、苗兵,兴“苗义学”,建立了一套军事压迫与经济剥削、“防范”与“化导”、“剿”与“抚”相结合的“苗防屯政”体制。举办“屯政”,其主观目的是在于“寓兵于农”,“以苗养苗”和“以苗制苗”,恢复并加强对湘西“苗疆”的统治。     

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从地方治理到国家建构

历史而观,由凤凰厅同知傅鼐等主持并于湘西苗疆推开的"均田屯防",可视为清代国家组织地方力量的自我综合治理,亦为自"改土归流"以来苗疆地方治理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自此,湘西苗疆"边地"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各族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边地"与"内地"日益联属一体,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以此而言,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之制于地方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有着积极作用。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抗战爆发前后之湘西革屯运动探析

抗战爆发前后的湘西革屯运动,其历史根源是清代遗留的"屯政"之弊病,现实背景则是何键主湘后为削弱陈渠珍在湘西的割据势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引发的连锁反应。何键对于湘西苗民的革屯诉求处理不当,使得运动从和平请愿发展到武装抗屯,虽然在省军镇压下暂时平息,但抗战爆发后省军调拨前线武装革屯运动再次风起云涌,加之陈渠珍趁机在幕后多方运作"倒何",使得湘西局势更加复杂。何键下台后张治中主湘,通过谈判方式与革屯武装达成了"废屯升科"与"整编抗日"两项协定,并重新启用陈渠珍等一系列措施方使湘西局势稳定。     

苗疆险峰天星山

千里苗疆,重岗复岭,跬步皆山。湘西武山之麓的天星山以其险绝神奇而独树一帜,冠盖群峰;又因其昔日苗民攒踞此险在康乾盛世与清军激战对决数次而愈加显得不同凡响,撼动古今。攀援天星山,无疑对寻幽探险者和溯源考究者极具魅惑。     

湘西苗疆汉人风俗习惯差异及原因——以《苗防备览》为研究对象

《苗防备览》是清代后期关于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苗族地区地理、政治、经济、风习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风俗志》一门介绍了生活在苗疆地区的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和汉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生活在湘西苗疆不同地区的汉人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     

论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民的治理

<正> 清朝前期对湘西苗疆的治理可划分为3个阶段:改土归流前,清朝在苗疆基本沿袭明代的设施,依靠土司治理“熟苗”区,军事隔离“生苗”区;改土归流后至乾嘉苗民起义前,在土司区设府县,派设流官,在“生苗”区设3厅,下设百户,寨长治理苗民;乾嘉起义后,清朝对苗疆的治理政策发生转变,实行兵民合一的“屯政”。屯政一直延续至民国时候才被革屯运动所废除。     

试析清代湘西苗疆天王神判延续的因素

白帝天王神判在清初湘西苗疆改土归流后长期存在并延续到民国,成为该地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着重从民间根基深厚、国家司法体制缺位等五个方面讨论了天王神判在湘西苗疆为何能长期延续的原因。     

花垣:巧解教育均衡发展“不等式”

<正>近年来,湘西花垣县全面实现了"两基"目标,步入了协调、均衡、健康的教育发展轨道,实施惠民教育的春风吹暖了花垣"百里苗疆"。实施教育八大工程,摆平办学条件"跷跷板"2010年6月29日,花垣县教育局局长黄智敏带队现场办公,决定投入83万元拆除该县最后一栋泥石结构(干打垒)校舍——花垣镇佳民村校舍。该村县人大代表     

嘉庆年间湖南“苗疆”屯防政策述评

<正> 清代的湖南“苗疆”,主要是指凤凰厅(今凤凰县)、乾州厅(今吉首市)、永绥厅(今花垣县)、古丈坪厅(今古丈县)、保靖县(今县)等五厅县的苗民聚居之地,这里是乾嘉苗民反清大起义(1795—1806)的主要战场。在“逐客民,复故土”的口号下发动的这场起义。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苗岭山寨,与五省白莲教起义遥遥呼应,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最后,清政府出动七省官兵剿杀,并继而推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屯防政府,才最终镇压了起义斗争。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儒学发展考评

<正> 一据《湖南通志》记载,湘西苗族地区迟在南宋绍兴年间才建起历史上第一所学校——东洲书院;元、明两代只增建了泸溪县学、辰洲府学和五寒司学(后改为凤凰厅学),而且这些学校时兴时废,等于虚设。清代,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至乾隆年间止,共在湘西苗族地区建立了书院6所、义学33馆,重建和新建县、厅学5所;镇压了乾嘉苗民族起义以后,又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增设书院6所,屯、苗义学一百馆,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     

苗疆边墙对湘西地名影响调查——以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地名为例

<正>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吉信镇三拱桥乡苗、汉晒金塘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苗疆边墙的修建对于湘西地名的影响不容忽视。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曾在苗疆边墙修建之后,苗、汉人民之间由于争夺"晒金塘"之村名,发生过激烈     

清代湘西苗区屯田

清代的湘西苗区屯田,始建于嘉庆初年,是有清在边疆、民族地区所建屯田中时间较晚的一个。湘西屯田,尽管组屯的起因和目的是为了监视和镇压广大苗族人民,但由于清朝政府在建屯时,曾参照吸取了近边的如贵州古州等许多屯田经验,融军屯、民屯、苗屯于一体,使之互为补充,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湘西屯田在清代屯田     

湘西苗疆边墙研究述评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曾先后在苗疆修筑边墙,旨在调控苗汉关系,治理苗疆。有关湘西苗疆边墙的研究状况,主要表现在史料整理、修筑始末、功能作用、治理情形、开发保护等。总体而言,基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时代背景,学界对苗疆边墙的分析、探讨与结论各有不同,但无一不夯实和推动了苗疆边墙研究。不过,苗疆边墙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其社会影响、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还需更具体、深入、全面地开拓与耕耘。     

湘西苗民抗日革屯军起义始末

一、湘西苗疆屯田制度的起源 清乾隆1795年1月，湘黔边陲以贵州松桃厅的石柳邓和湖南乾州厅（今吉首）的吴八月、永绥厅（今花垣）的石三保、凤凰厅的吴半生为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清政府先后派出两湖、两广、川、滇、黔七省兵力共18万人残酷进行镇压，直接耗费的库银达二千多万两，折损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等大小将领400多人。嗣因起义将领吴八月、石三保相继殉难，石柳邓亦于嘉庆元年（1796年）12月在平陇（今吉首乾州附近）战役中英勇牺牲，起义受挫，但斗争持续达12年之久，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嘉庆元年，白莲教亦于湖北荆州揭竿而起。处此首尾难于兼顾的形势下，嘉庆四年（1799年）凤凰厅同知傅鼐遂倡屯田之议，均田屯勇，寓兵于农。撙节国帑，剥削和镇压湘西苗民以及苗区的各族人民。     

浅论清代鄂伦春族学校教育的类型及特点

清代是鄂伦春族由传统的社会教育向近代的学校教育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适应该民族青少年接受知识教育的现实需要,采取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和新式学堂等不同的教育形式,每种形式具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特点;清代学校教育的初始发展,对满足鄂伦春族青少年的求学渴望,扩大该民族的教育范围,提高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