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审美内涵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与众不同的时代,魏晋风度令后代世人无限神往。魏晋风度的审美内涵在《世说新语》这部志人小说中得到了绝妙体现。本文拟从魏晋风度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魏晋风度审美内涵——《世说》中至情至性的人性之美、魏晋风度审美内涵——发现大写的“人”字、魏晋风度审美内涵——礼崩乐坏超脱之余的痛苦四个方面对魏晋风度的审美内涵进行探究。     

试论魏晋风度——以《兰亭集》为中心

《兰亭集序》凭借其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兰亭集》中的诗文及雅集集中体现了王羲之时代由魏晋玄风所引导的魏晋风度,名士借上巳修禊的习俗在兰亭雅集,而雅集中所创的诗文无不流露出名士的生死之悲、山水之情。同时,士人又浸于服食与饮酒之中,因寄所托,将服食与饮酒作为追求玄冥的途径,留连山水的媒介。最终形成了东晋名士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之"气",及以追求"玄"为核心的书法之"韵"。     

试论魏晋风度—以《兰亭集》为中心

《兰亭集序》凭借其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兰亭集》中的诗文及雅集集中体现了王羲之时代由魏晋玄风所引导的魏晋风度,名士借上巳修禊的习俗在兰亭雅集,而雅集中所创的诗文无不流露出名士的生死之悲、山水之情.同时,士人又浸于服食与饮酒之中,因寄所托,将服食与饮酒作为追求玄冥的途径,留连山水的媒介.最终形成了东晋名士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之“气”,及以追求“玄”为核心的书法之“韵”.     

蒙古族“那达慕”变迁浅析

那达慕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从公元10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孕育起源,到元朝形成定制,明清时期平稳发展,建国后开始快速繁荣,千年发展变迁进程呈现出很多特点,发掘好其文化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晋六朝“杂胡”之称释义问题

魏晋六朝“杂胡”之称释义问题李志敏认为魏晋六朝“杂胡”的涵义就是混血或混种的观点，在现今学术界颇为流行，并且几成定说。但是详勘有关资料则发现如此释义还存在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几点质疑唐长孺先生于五十年代发表的题为（魏晋杂胡考）一文，（下称“唐文...     

“状元”是怎样产生的

2010年10月中旬,高二年级组长袁昌顺老师兴冲冲地告诉本届三个班的班主任,学校要选派一名选手参加北京电视台状元榜大赛节目录制,这名选手就在这三个班级中胜出。选手的遴选过程是:首先让学生自愿报名,然后笔试预选,最后通过面试确定。     

“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

尽管"民族认同"已成为学术界不断泛化的话题,但是,关于何谓"民族认同"还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原生论(根基论)固守民族认同乃血缘认同,还是工具论(环境论)坚持民族认同是地域认同;无论是主张从内涵到边缘的研究理路,还是坚持从边缘到内涵的研究取向,客观民族主义与主观民族主义似乎并不完全对立。那么,如何对待民族认同问题?或许理想的途径是既要从民族认同的源来探求内涵,又要重视民族认同的流,去辨析含义。为此,考察"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产生“内耗”的四大根源

当前,在日常工作中的内耗现象引人瞩目。析其根源有四: 一、分配上的“大锅饭”体制,严重地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进取心。二、人才管理方面,缺乏竞争机制。“枪打出头鸟”的痼疾,使一些有才干的人情愿忍受     

绍兴民俗“祝福”的话语变迁

绍兴民俗"祝福"经历了从日常生活到文化遗留物,再从文化遗留物到民俗复兴的历程。从"五四"启蒙下的"封建迷信"到当代遗产话语实践下的非物质文化,再到"弘扬民族精神"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的民族传统节日,绍兴民俗"祝福"的话语变迁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国家自现代化进程以来所经历的时局动荡和文化嬗变。     

西南边陲纳西社会中“賨”的发展与变迁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轮转互助储金会的存在。这种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会员之间起到经济互助的作用,帮助会员度过经济难关。在云南丽江大研镇及其周边地区的纳西族民间也同样流行着一种称为寅的类似轮转互助储金会的组织,但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当今流行在纳西族民间的寅已经从原来的以成员间的经济互助为主要目的组织形式演变为了一种更为注重成员从中获得愉悦的娱乐型组织。本文以民国时期到当代社会为时间维度,从人类学的视角对纳西族社会中寅文化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得出结论：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使寅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源。同时,文章提出附着在寅之上的“社会资本”积累功能也是当前寅在纳西社会中流行的原因之一。     

“苦芦湾人”的历史变迁

这是一个家族的苦难历史，也是回回民族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些回族老人说，他们是苦芦湾的人。“苦芦湾”在何处？为什么老人们对它是那样的怀念？这些问题常常挂在我的心头。这几年，因工作关系，我接触了一些“苦芦湾”人后裔，也看到了一些历史资料，在人们的言谈中，在一些星星点点的文史记载中，我才了解到了“苦芦湾”这个地方，了解到了“苦芦湾”回民的来龙去脉，也更使我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回族同胞提起它是那样的辛酸，那样神往……     

中国思想史上“自然”之产生

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一般所表述的对象,比如说自然科学,自然主义,自然法,自然淘汰等等,——言以蔽之,大部分是符合自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为止的西洋文化培养起来的自然观的自然(nature),而同样的内容,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的呢?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的话,也许对于了解中国思想史会有所帮助,然而西洋文化中自然对象的确立方     

中国思想史上“自然”之产生

五、《老子》存在论,政治思想的辩证法。 《老子》里所表现的客体“万物”、“百姓”的“自然”和主体“道”“圣人”的“无为”等思想,否定排除了主体对于客体的有意识的“人为”“作为”等作用。因此或许可以认为这一点和其以前的道家思想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不然。《老子》的“自然”和以前道家思想的路线大不相同,它是包含了最新思想的概念。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前的道家思想是以存在论(ontology)为基础框架的。存在论哲     

乡村回族社区“人情”文化变迁研究

"人情"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礼物"馈赠又是"人情"表达的有效方式.本文拟从"人情"表达方式的"礼物"之嬗变和"人情"圈的变化为切入点,来探讨乡村回族社区"礼物"-"人情"-个人-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网络三维一体隐型文化结构及其变迁.     

互动与共享:巴东“撒尔嗬”变迁的民族志阐释

"撒尔嗬"是鄂西南清江流域土家人为亡人举行的一种以歌舞为载体的丧葬仪式,这种"哀而不伤"的丧葬仪礼在当地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文深入调查研究了巴东"撒尔嗬"现代变迁的表现形式,并从文化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阐释。随着基层社会的变迁、民间丧鼓队的出现等因素使得"撒尔嗬"在地域分布、人员结构、表现形式、文化信仰及社会功能方面发生了较大变迁。族际通婚及汉族融入当地社会的实际需要等使巴东局部地区的汉族采用土家"撒尔嗬"丧葬习俗,巴东"撒尔嗬"已从土家族文化发展成为当地土家族、汉族共有的区域性文化。     

勉瑶迁徙与“渡海”叙事:粤北乳源瑶歌变迁研究

关于勉瑶需还盘王愿的“渡海”叙事,被认为不早于明代,并逐渐取代“犬祖神话”以重建礼仪性共同体.基于粤北乳源瑶歌及历史考察,可以推断“渡海”叙事亦与明清里甲赋役制度下瑶人户籍和田地的保全有关.至今,渡海叙事仍在拜王歌堂和日常瑶歌中存续,既源于“许愿-还愿”的信仰行为模式,也符合现实需求.粤北瑶族徙居汉区平地后,瑶歌以“渡海”为中心的迁徙叙事趋于系统化和本土化,并融入新的时代印记,显现出瑶人对本族文化的重塑与认同.     

魏晋时期的山水文化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独特且重要的一个时期,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分裂使得魏晋名士在继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统之后,不得不另觅其他的价值关怀。玄学也因而滋生兴起,崇尚老庄,重形而上的思辨,企图在"自然"与"名教"中不断调和。这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名人大家,玄学名士如竹林七贤;诗文如曹氏三父子、陶渊明、谢灵运、左思、陆机;画家如顾恺之、宗炳、陆探微;书法家如王羲之、王献之、锺繇等。他们既是前无古人的文学与艺术巨擘(如王羲之、陶渊明、顾恺之),同时也是文学与艺术体裁的开创者(如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魏晋名士既对两汉"经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也逐渐在清谈思辩的风潮之下回归人性的本真与自然。于是,对于山水的意识观念便逐渐脱离神学气息与道德色彩,而契合于山水自然本身。一系列的山水文化,如体验山水清音、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绘画与书法等蔚然成风。     

试论鄂伦春人“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

原始宗教是当代宗教的历史之前身,是原始社会从事采集、初期农业和渔猎及游牧的人们精神生活之产物,是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曾经是各氏族和部落集团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与崇拜,集中反映了原始人类或民族对自身、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与理解,反映了他们思     

关于云南“藏回”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

具有藏族和回族双重文化特征的"藏回"②,是历史上回族积极适应边疆多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属于云南回族的一个派生族群或亚族群(subgroup)③.此篇以这一亚族群近期发生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回归的调查为基础,利用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回归的原因.同时还描述了"藏回"独特的文化,旨在展现回族文化发展的多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