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1952—1966年）西藏报道的国际传播策略及现代启示

向世界讲好西藏故事肩负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外塑造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形象、争取对外反分裂斗争国际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建国之初的英文外宣期刊《中国建设》的涉藏报道对此作出了有益探索。该刊西藏报道的国际传播策略包括以民间主体传播信息、以受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议程设置引导舆论、以人民视角展开叙事、善于运用平衡报道等。这启示我们,要注重发挥多元话语主体的对外传播功效、主动设置西藏外宣议程、构建涉藏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发挥网络空间短视频生活化叙事优势、发掘蕴含于西藏治理中的价值叙事以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西藏故事。     

中华文明赋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

党的二十大高度重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问题。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并作为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发展目标。新时代高质量推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工作,亟待梳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明根基及其时代意蕴。文章从引领时代意蕴、涵养哲学内涵、赋能国际传播等三方面系统性、立体性展示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功能效用与文化意涵,阐述了中华文明之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基础、哲学内涵、时代意蕴,推出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路径的优化方案,以深化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国应对民族分离问题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应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问题比较成熟的理论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国家认同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等,中国在应对民族分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理论相对较晚,在整个世界的哲学与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中国民族理论还处于争取更大话语权的过程中。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尊重各个民族各自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民族整体的和谐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分离问题。在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上,中国应当坚持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中体西用",坚定不移地推行"本土说",为世界民族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孔子学院看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

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其宗旨是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增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孔子学院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得到广泛认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出于自身,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事实上,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正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特别是在文化的国际传播领域面临的问题。未来需要完善的方面很多,譬如多元化国际传播中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针对受众需求的传播和当代文化的地位问题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特质与“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初步建构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叙事体系。该体系初步具备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特质,以及理念宣示、政策宣介和舆论斗争的国际传播功能,对于破除西方媒体制造的虚假、扭曲、片面的民族刻板印象,树立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正在迎来时代性、超越性的范式转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就是要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斗争实践基础上,以破立并举的勇气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积极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知,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从孔子学院看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

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其宗旨是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增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孔子学院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得到广泛认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出于自身,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事实上,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正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特别是在文化的国际传播领域面临的问题.未来需要完善的方面很多,譬如多元化国际传播中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针对受众需求的传播和当代文化的地位问题等.     

全球软环境治理与媒介霸权主义——从"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谈起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下拥有强势传媒,以引导全球主导性议题、设置特定的传播框架以及营制有利的舆论环境等方式掌控了国际传媒的话语霸权.其中,阿拉伯-伊斯兰、中国等议题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重中之重",由此引发了因国际传媒冷战格局所致的西方媒介霸权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并对当今国际关系构成巨大挑战,影响并制约了全球软环境治理.     

民族文学国际传播中的文化传递——以《尘埃落定》英译本为例

中国民族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必须注意文化的传递,这对于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突破他人话语体系、提升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文化空缺的存在,中国民族文化向外译介面临诸多难点。葛浩文夫妇翻译的阿来小说《尘埃落定》是将民族文化向国际传播的优秀成果,分析其在民族文化传递方面的得失和方法对于提高我国民族文学翻译质量和传播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英汉文本比较发现,葛氏夫妇的译本综合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形象借用等多种翻译手法,尽量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意境,但也存在误译现象,扭曲或丢失了一些文化意象。总的来说,译本忠实地再现了川西高原土司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文化韵味,有效地传递了中国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经典故事的国际传播路径

中华民族经典故事具有的民间性、故事性、世界性和文化共通性等特质,赋予其鲜明的国际讲述与传播优势,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传播学是中华民族经典故事研究的重要视角。中华民族经典故事的国际传播优势体现在交流的民间性、故事的传奇性和文化的共通性三方面。从国际传播视角,中华民族经典故事可分为文化同源类、文化共通类和文化相异型民间故事。中华民族经典故事承载着中华优秀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与民间路径。中华民族经典故事国际传播应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在国际同类型故事的交流传播史基础上,深挖故事元素,传播中华民族精神;提升转化能力,重视故事比较视野;培育传播主体,创新精准传播模式,从“传播什么”“如何传播”“谁来传播”这三大方面增强中华民族经典故事的文化感染力和文化传播力。     

新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探析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的信息时代网络不仅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途径,也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新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着国内外环境变动、新时代信息科技、网络治理现代化的多重挑战.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具有网络主体全民化、社会矛盾线上化、颜色革命网络化、话语权去中心化的时代特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补齐核心技术短板,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载体;加强网络队伍建设,打造多主体协同参与的专业队伍;推进网络现代治理,加快网络空间治理制度化法治化.     

微传播时代革命文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在微传播时代话语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话语范畴呈现娱乐化倾向、话语单元呈现片段化特征。微传播时代对革命文化话语体系建设提出新要求：传播主体多元要求改变以往单一革命文化传播格局、话语范畴转变要求革命文化话语体系应更加生活化、传播内容碎片化要求革命文化文本应进行话语转化。新时期,我国可通过健全革命文化话语体系主体拓展制度、完善革命文化话语范畴创新转化机制、夯实话语表述叙事方式创新长效机制推动新时代的革命文化话语体系建设。     

藏区地方话语结构与生态保护实践研究——以青海藏区S村为研究个案

本研究将地方性话语作为分析工具,运用阐释性的方法剖析了藏区地方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结构,并从地方性力量和利益中讨论了地方精英在话语结构内建构话语的合法性、寻找自主性空间并行使话语权力来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逻辑.研究表明,藏区地方话语体系蕴含着地方朴素的生态系统观,在生态保护中具有广泛的行动能力,这在当前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传播机制

在简要阐述新时代公共传播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的基础上,论文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传播所面临的若干现实问题,进而从目标导向机制、传播策略与路径、传受者间互动性评估机制、效果与价值评价反馈机制等四 个方面研究了公共传播机制构建。其中,公共传播策略与路径包括传播定位重构、传播多元主体及传播渠道的优化整合、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传播的思维、手段与话语应势而变、传播技术路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等六个方面。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

自古以来,“边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关口,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古时,在“一点四方”统治观念下,“边疆”具有区别于王朝国家核心区的文化地理内涵,通过“边疆”走向欧洲、非洲的丝绸、瓷器、茶叶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国度乌托邦式的想象。近代,随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和西方启蒙运动自我批判的觉醒,“边疆”又成为“东方地狱”中一抹神秘的色彩,一块未经发掘的处女地。20世纪90年代,自中国将“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叙述话语以来,“边疆”又被西方冠以落后、分裂、暴力的形象,意图通过充满意识形态的“人权”倡导和模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肢解中华民族。中国边疆何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性格迥异”的面孔？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边疆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场域和资本。而边疆形象的合理建构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布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正确定位、与邻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以及边疆地区自身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藏学“三大体系”建设发微

文章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构建语境下,对藏学学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藏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其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学术意义、生态价值意义以及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多重重要性。藏学成为一门学科,所依托的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富的“十明”学科内涵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其内涵与外延同时具备学术属性与学科属性。因此,对涉藏研究和藏学学科两者的所指范围,应从概念逻辑层面上明确辨析。当前而言,藏学的学术体系仍需更加规范的概念界限与学科归口,而学科体系建设则需要各高校在藏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最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藏学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概念在我国的历史演变——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探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就要坚持我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中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概念的新阐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概念的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促进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茶马古道”概念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茶马古道”是当代中国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作出了贡献,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西方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来看,该概念的传播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例证。20世纪初“茶马古道”概念通过图书和期刊、摄影和影视作品、社会团体的各类活动、周边产品的开发与消费体验等媒介传播到日本后,很快为各界所接受。日本研究者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开展茶马古道的本体研究,还到茶马古道遗址现场亲身体验、调研和勘测,并从多个学科维度开展茶马贸易研究。“茶马古道”概念在日本的传播至今方兴未艾,并在话语范式、传播形式和样态、传播主题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和特征。     

论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民族学学科

我国民族学以服务社会发展和发挥经世致用为学科传统,中国近代史特有的历史语境,决定了我国民族学有聚焦时代任务的一贯传统。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给我国民族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命题。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新时代民族学,就要找准我国民族学发展存在的不足,在指导思想、学科目标、学科对象、学科定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着力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提升我国民族学的国际影响力。     

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与话语

2008年作为中国全球传媒公关的重要一年,西藏再度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西藏话语与中国互不交接,南辕北辙。西方多年形成的西藏形象,首先涉及到西方的普世价值,其次反映了西方长期对中国的偏见以及近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西方大众传媒和学术界、政界在西藏问题上形成了配合默契、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链。对此中国需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全球视野,面对西方的主导话语权,必须努力打造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坚持历史的主题、发展的主题,积极参与普世价值的全球重建。     

简论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兼论某些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

增强传播意识,扩大国际影响,是对外宣传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当前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报道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偏见和误解,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形象塑造。而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传播媒介。文章结合外国媒体报道特点,探讨传媒构建我国国家形象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