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统一战线”战略与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化——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中心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当代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左翼文化多元构成的角度回溯这一评价,其存在着用左翼革命伦理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究其原因,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模糊性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众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     

应该怎样思考和战斗?——评《象鲁迅那样思考和战斗》

毛泽东同志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占的地位”,接着指出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并明确指出:“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穿了这种精神”。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的,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然而《人文杂志》1981年第四期发表的《象鲁     

张闻天与延安文艺思想的过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延安文艺指导思想初探

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延安文艺创作和批评空前繁荣,张闻天对这时期延安文艺的指导具有过渡性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指导革命文艺的过渡性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其早在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纠正;一方面表现在其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界方方面面的具体指导。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的具体指导是由当时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的文艺指导思想应该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有利于澄清延安文艺运动的历史史实,也有助于我们对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指导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从黄土地到黑土地的生华与结果——"鲁艺精神"在东北美术界的延续

1936年到1948年3月间,在非常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先后创办了包括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内的二十余所学校,并培育出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在这种精神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领下,经过战火的洗礼与艰辛岁月的考验,"鲁艺精神"蕴育而出。"鲁艺精神"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对东北美术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超出了艺术本身的价值,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与精神力量。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延安时期的美术观念与美术方案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时代美术。（本文指从1942年《讲话》发表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期间的美术）观念的酝酿与形成期,确立了毛泽东的文艺主张和政策。此时期美术有四大特点：一是政治居于中心地位,文艺必须要为革命服务;二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意志;三是实现了“俗”的审美转向;四是观念先行,开创了观念建构美术的特殊途径。     

儒家“君子小人论”与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以与小人“共跻于圣域”为核心

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其早年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思想,不仅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君子小人论”,对当时的革命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而且在三个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直接影响到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与建国后的“群众运动”.探讨这一思想及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对于梳理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轨迹,考察20世纪中国政治伦理的演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评茅盾1949年前的“鲁迅论”

本文集中对茅盾1949年以前有关鲁迅的论述和评价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分期、内容及特点,其中涉及到茅盾在研究鲁迅作品时的几个重要理论术语和提法,指出了茅盾＂鲁迅论＂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和影响。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鲁迅图书装帧设计思想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上,鲁迅先生受人们崇敬。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以及文学家,更是第一个倡导图书装帧并在自己的书籍中实践的作家。本文从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时代背景、风格理念、视觉要素以及鲁迅对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等方面作了分析,旨在站在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分析鲁迅图书装帧设计风格理念以及对民族性的继承和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     

鲁迅的遗产与胡风的悲剧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事件,胡风的悲剧与鲁迅的遗产密切相关:鲁迅生前结怨甚多,胡风承载了许多恩怨;在鲁迅精神已经不合时宜的时候,胡风执著地继承着鲁迅精神;在文学的发展日益远离鲁迅的时候,胡风执意坚持鲁迅的方向;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日益失去生存空间的时候,胡风仍然试图像鲁迅那样立足于文坛。这一切构成了胡风与时代环境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鲁迅与当代中国”研究之一

进入新时代之后,鲁迅一直被写在旗帜上。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并不完全符合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与新时代文坛掌控者的历史恩怨也是他进入新时代必然要面临的障碍。鲁迅之所以被新时代接纳,主要是由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他的推崇。但是,领袖的推崇并不能解决鲁迅的思想实际与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进入新时代之后,鲁迅必然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环境。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叛逆的勇士",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及翻译活动产生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鲁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出一条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论鲁迅《野草》的怀疑精神

由于现实的巨大变动,鲁迅在一种怀疑精神的驱迫之下,由对历史和现实的否定,走向了对启蒙、人生及其价值的怀疑,走向了对自我力量的怀疑,他的自我分裂了。然而,鲁迅惊人的意志品格体现在:他又怀疑于这种怀疑,于是在一种决绝的寻找中,在一种悲剧性的承担中,鲁迅力图确证自我,并进而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他的自我重新聚合了。——这整个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炼狱般的过程。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