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完善

量刑是否公正,不仅关系到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更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能否实现。量刑程序是与定罪程序相对而言的,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用来解决如何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所有程序和制度的总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量刑程序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参与量刑程序的程度较低,量刑程序的公开性也不够,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较大。应借鉴国外经验,扩大检察机关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力,保障当事人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利,增强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量刑程序。     

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

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划分在证据法上的意义在于,对定罪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而对狭义量刑事实及某些属于犯罪事实的量刑情节,允许进行自由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可以运用的证据范围、证据调查方法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定罪事实的严格证明体现了证据法对于权力的制约功能,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则综合考虑了减少诉讼成本、明确主要争点和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量刑资料的适用机会等多种因素.作为对自由证明的限制,在量刑阶段,除了必须保障被告人对量刑资料与信息的知情权和异议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各项权利之外,审判还应该被划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互相分离的阶段,以防止不可采的品格证据所产生的不公正对定罪造成影响.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证据运用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语境下,对刑罚裁量过程中的量刑证据运用进行探讨显得极其必要和重要。量刑程序由于其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必然会逐渐进入刑事审判领域,并且成为独立的中心程序。同时,量刑机制的特殊性也决定了量刑程序在证据种类、证明标准、举证责任等其他方面具有其特殊的属性。因此,从刑事审判的视角,建构量刑证据的运用规则就成为理论和实务亟待解决的问题。     

试对计算机量刑进行科学定位

计算机量刑作为当前一种新兴的量刑模式与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效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有助于排除那些影响法官公正量刑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推进我国量刑指导制度的逐步建立。然而计算机量刑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它可以完全取代法官而成为独立的量刑主体,从其实际功能而言,计算机量刑仅仅是法官裁量刑罚的辅助工具或者只是人民法院办公自动化的一种尝试。     

量刑程序与证据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定罪量刑分而治之的量刑模式,而我国在量刑程序上实行的是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为了实现合理而准确的量刑,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有益做法。但是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据的适用问题。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在证据适用中要以所有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为证明对象,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自由证明的证明方法进行证明。     

中国刑事量刑程序制度变革：背景、程序模式与结构

中国量刑制度改革有实体与程序两种路径。传统刑事司法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在量刑制度领域同样如此,有必要就量刑程序问题深入探讨。量刑程序制度改革在量刑规范化和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背景下展开,并融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实施。量刑程序包括定罪量刑一体化、量刑独立化和相对独立化几种模式,中国量刑程序模式经历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相较于法官职权主导量刑程序构造,吸收对抗制因素并保留一定法官职权调查职能的量刑程序构造更符合我国国情。量刑程序多元化、量刑程序构造科学化和制度综合化成为量刑程序制度改革未来发展趋势。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构建我国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程序立法上量刑证明标准的缺失是造成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确立独立的量刑证明标准既是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指导控辩双方在量刑程序中有效开展举证及辩论活动的现实需要.我国应确立以罪行轻重程度为依据的多元化的量刑证明标准,量刑证明标准的确立及适用离不开对刑罚目的的准确把握以及相应配套制度的保障.     

论量刑公正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二个重要内容,量刑公正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即强化审判监督,又制约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同时通过程序实现控辩平等.     

理想的量刑制度

根据1984的量刑改革法案,美国量刑委员会为联邦刑事法律系统制定了量刑指南。但该指南既没有满足法案的期待,也没有提供一个全面性的、可操作性的制度。一个现代的、有原则的和可操作的量刑制度,应当明确首要的目标和必要的起草原则;还应当构建一个可向理想性制度转化的可操作性制度,并鼓励这个制度保持其运用的内在一致性以及能够不断的改良。     

美国死刑量刑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因此确保死刑的正确及平等适用至关重要.但是除死刑复核之外,我国法律对死刑量刑的程序保障几乎没有规定.文章通过讨论美国的死刑量刑程序及我国关于死刑量刑的规定,指出了我国死刑量程序的走向.     

简论量刑机制

一个运行良好的量刑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有完善的静态构造,而且更需要诸构成要素间的良好配合和联系。当前我国的量刑机制尚处在静态结构的建立和完善阶段,只有对量刑原则、量刑实体规则、量刑判例指导制度等静态结构进行修正和弥补,才能建立动态的良好且高效的运行机制。     

论规范化量刑

规范化量刑是对量刑这种司法活动或制度的一种改革,是指使得量刑合乎约定俗成或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化量刑不仅要求量刑公正而且要求其具有透明性,这就要求增加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话语权和将量刑工作纳入法庭审判;做到规范化量刑首先要遵循规范化量刑的必要原则,坚持量刑程序公开、检察监督、罪责相称的原则,其次要采取一些科学合理的量刑方法。只有做到规范化量刑才能坚持科学的量刑观,才能保证刑罚权的正确行使,才能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当事人量刑建议权 ——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考察对象

量刑建议权是量刑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经得到了充分重视,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却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所忽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的设置有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强量刑程序的理性化、实现量刑裁判的实体公正。因此,有必要建构实现当事人量刑建议权的运作机制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其落到实处。     

论量刑适用的民主化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核心内容,量刑民主化的目的就是保证法官实现量刑公正,避免枉法裁判。量刑民主化的实现可以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环节、判决书中展示量刑理由等多方面展开。     

刍议量刑建议书

当前,作为刑事诉讼中重要法律文书的量刑建议书,遇到了立法上的尴尬和法理上的瓶颈,除自身文书问题和执行突破外,在实践中也面临文书规范性不足、司法定位较模糊、内部救济不合理等问题,在主体和各方受众的观念上也存在现实的异化现象。然而,扮演"公诉职能的延伸、监督职能的需要、审判职能的参辅与预防功能的助力"的量刑建议书,不能因为存在问题而取消,而是需要我们做诸如"规范文本、端正定位,重塑规则、保持动态,扭转观念、发扬长处,增强互动,加强监督"等方面的规范工作,以求量刑建议书功能价值的合法发挥。     

浅议量刑辩论程序

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保证我国量刑建议的进行,必须明确量刑辩论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提出设置量刑辩论应当注意的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公开、透明。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确认和规范,即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辩论内容、辩论顺利等必须明确化、制度化。     

立法法与死刑核准授权受权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授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合法而冲突而不合法的过程。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直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规定,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这种授权,这一授权受权已经没有法律根据,应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