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批判与理想社会憧憬——以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反乌托邦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为例

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摆脱了美国华裔文学聚焦“故国想象”和“文化冲突”的叙事传统，开始关注白人主流社会中“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其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以反乌托邦小说理想社会建构的逆向思维模式作为故事的叙事手段，从精神困境下的反乌托邦书写、反乌托邦的物质困境叙事、“乌托邦”社会成员的自我救赎三个层面讲述了美国白人、非洲裔和华裔等种族人群的故事，并以中华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人性善”及“和为贵”的文化精髓揭示出“乌托邦”社区西克尔高地的居民所崇尚的乌托邦“秩序”和“规则”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危机，并通过对美国“社会病”的诊断及其开列的医治良方，体现出美国当代华裔作家的人文关怀和主人翁精神。     

“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的特征与意义

台湾政治“解严”后所形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使得文学表述及叙事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家族书写也以自身的叙事样貌展现了台湾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及文学典律生成与发展的形态。通过分析具体作品,可以发现“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在讲述家族故事的角度和方式上有其自身的特征,将言说家族的方式放置在文学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变迁之中考察,则可从更深层面探讨再现家族的意义、叙事价值及家族书写在台湾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意义。     

道德理性与生命理想的抗衡——试论张炜小说的两个精神向度

文章从张伟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和近年出版的小说《外省书》、《能不忆蜀葵》论述了其小说的两个精神向度——道德理性与生命理想之间的抗衡。文章认为,在《古船》、《外省书》中,作者继承了传统儒家人文精神,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的理性反思;而在《九月寓言》、《能不忆蜀葵》中,张炜则继承了传统道家的人文精神,表现了对本身生命状态、本身生命人格的讴歌。从张炜的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两个精神向度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可以看到作者试图融合两个精神向度的努力。     

论《左传》家族层面叙事写人的艺术

论《左传》家族层面叙事写人的艺术白显鹏（左传）是一部体制恢宏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所以有人甚至把它誉为“文学的权威”（朱自清《经典常谈·春秋三传》）。从古至今，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左传》的文...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论20世纪80年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时空

20世纪80年代的家族小说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时空,小说《红高粱家族》在对现实的家族时空与历史中红高粱世界的对比中弘扬了一种反叛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家族精神。《古船》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相交织,在对现实改革的叙述中突出家族文化的重负,在对历史的书写中昭示出家族观念在革命中的阴魂不散。而在苏童的家族史叙事中,历史年代与历史意义之间失去惯常的逻辑联系,叙事空间不具有传统家族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虚构的空间场所。作家在创造新的时空形式的同时,也解构和颠覆了家族时空叙事的传统。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l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质疑与批判:格非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家园,另一种意思是空想的不存在的国家。从《山河入梦》最后一章起,格非就开始质疑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花家舍人民公社。政治层面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生活层面的不美好等,都是格非创作的着眼点。继而,在《春尽江南》中,当格非看到黑暗肮脏、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便把乌托邦梦想埋进了内心深处,从各个方面对欲望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这些包含着浓郁的反面乌托邦思想的叙述,可以称之为"反乌托邦叙事"。联系西方反乌托邦作家,与其经典反乌托邦小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批判的着眼点不同,但从更深层面来看,二者的创作目的是相同的,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乌托邦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实现的。     

寻找民族的精魂──读张炜的《柏慧》、《家族》

寻找民族的精魂──读张炜的《柏慧》、《家族》葛福庆鲁迅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残酷的天才，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最为精当的概括。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至高点上，在...     

张力中的女性乌托邦建构 ——《克兰福镇》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往往因其对女性主导社会的建构和女性愿望与诉求的表达被归为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列,但小说中女性主导世界的不够完美和作者讲述故事的小心翼翼又使其在故事与话语层面与女性乌托邦小说传统存在张力.女性主义叙事学致力于整合叙事与伦理,因此将《克兰福镇》置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域下,可以透视出作者如何利用叙事结构暗示将"女性气质"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借用叙述声音表达建构两性和谐社会的诉求,通过建构女性情感提供女性乌托邦的情感净化之旅,从而完成笔下的女性乌托邦建构.     

从《家》和《苍河白日梦》叙述视角的差异看时代变迁

从巴金的《家》到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中间悬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反映的却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和家族的总体面貌和文化特征。而由《家》的全知叙事和叙述者“大我”的定位,到《苍河白日梦》的私密化个人叙事,因其在叙事层面上的明显差异,表征出各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思潮的脉动。比较二者叙述角度的不同,可以看到叙事主体意识的变化背后所隐附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的历史变迁。     

论中国20世纪小说家族主题的流变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 ,“家族叙事”是一个世界性主题 ,中国 2 0世纪小说也不例外。在现代文学时期 ,小说的家族叙事倾向于描述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过程 ;在所谓“1 7年”时期 ,小说中的乌托邦冲动仍然潜含着家族制度的文化原型。“新时期”小说的家族主题从文化反思的角度 ,全方位地审视家族和家族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和意义 ,而到 90年代 ,小说则更多地借助于家族隐喻和新的叙述观念来表达自我的存在焦灼和自我对历史的感受     

张爱玲华文家族小说中的叙事时间与叙事伦理

在张爱玲一生所创作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创世纪》《小艾》《怨女》和《小团圆》六部华文家族小说中,叙述者通过对叙事时间策略巧妙而独特的运用,使叙事时间呈现出以倒叙为主的时间倒错的主体特征,并大量使用省略、概要、停顿、拉伸与场景等手法,形成快慢有序、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此外还以单一型、重复型和概括型相互交织融合的方式,产生简约与繁复交替的叙事频率,由此建构出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叙事时间,从而使作品叙事结构更为独特与合理,作品叙事伦理的建构更为有效和丰富,对读者伦理情境的影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台湾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论张炜长篇小说的"家族"化写作

张炜的杰作《古船》、《九月寓言》催使其较早地登上时代文学的高峰 ,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作家以这两部作品为原型母体创作出 6部长篇小说 ,形成同根同源的“家族”化写作倾向 ,导致人物脸谱化、情节类型化、结构公式化、手法模式化、语言腔调化、意蕴平面化等类同现象。“家族”化写作倾向在当下文坛普遍存在 ,严重地桎梏着作家创作的深入发展 ,张炜只是其中一例典型。这一现象预示长篇小说创作逐渐步向衰退和萎缩。     

苏童和威廉·福克纳颓败型家族叙事比较

苏童和威廉·福克纳在小说创作中都采用了颓败型家族叙事模式,如苏童的《妻妾成群》《米》和《罂粟之家》以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这让他们的小说创作从这个角度有了可比性。不过两位作家在进行家族历史叙事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很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家族灵魂人物,也就是男权社会中的"家长"的刻画以及对家族衰败根源的认识上。而这些创作差异的出现与两位作家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都市异化与乌托邦

乌托邦都市是人们针对现代都市异化的一种理想假设和实践建构。在城市化浪潮、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的多种合力作用下,都市异化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断裂,进而导致了都市属人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丧失。因此,建构自由、正义、人文和和谐为内涵的乌托邦都市,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评判乌托邦都市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论生产队--村镇宗族关系母题模式?--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研究之一

中国家族文学母题具有丰富蕴藉的叙事功能。20世纪40—80年代,新中国曾经全力推行过土地改革及其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家作品,真实再现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心理过程,成为合作社———宗族关系文学母题的一种原型模式。张炜的《古船》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小说本着审美批判的视角,透视生产队员的日常生活方式,揭示出生产队体制与传统宗法制家族的不变关系,暗喻传承数千年的宗法文化心理对人民公社的走向所形成的阻遏和巨大影响,显示出这种叙事母题丰厚的功能价值。     

中国现代家族题材小说中人物关系的结构模式

本文从中国现代家族题材小说中人物关系入手，探讨其三代人结构模式的成因与内蕴。作者认为，这一模式中三代人之间因思想、观念、情感、道德等的差异而形成的独立性和由此而引发的冲突性，以及错综复杂的交叉性，是反封建斗争现状的主流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真实再现。巴金的《家》、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和张爱玲的《金锁记》，这三部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家族题材小说印证了这一模式的存在与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