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鲁迅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与他对魏晋文化资源的吸取紧密相关,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他对魏晋史学的研究,对魏晋古籍的辑校和整理.对“魏晋风度”一词的首次提出,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倡导,对魏晋学术和社会研究的贡献便是他研究魏晋史学取得的成就.     

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

缘于历史境遇和生存体验的惊人相似类似,魏晋文化成为民国文人体认传统的文化磁场。刘大杰深谙魏晋文化穿越时空的存在价值,藉以梳理魏晋时代的宇宙学说、人生观、政治思想、文艺思潮,盘活了魏晋文化的现代生机。他援西学以立论,关注传统文化演进的内在脉络,褒奖魏晋文化清新自由的学术风貌,彰显了魏晋文化应有的文化地位。他完整勾勒了鲜活如新的魏晋文化镜像,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邯郸淳《笑林》为中心

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和清谈之风推动了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和文体的独立是魏晋笑话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笑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两汉笑话的目的是娱乐与说理并重,魏晋笑话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娱乐。先秦两汉时期的笑话存在于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之中,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魏晋笑话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魏晋笑话对后世笑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笑话发展的历程中,以《笑林》为代表的魏晋笑话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及其文化内涵

魏晋时期,女性题材的赋作得到大量的抒写;女性角色呈类型化趋势,如思妇、怨妇、去妇等其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寡妇角色的抒写。其特殊性一是表现为写作主体的不同,二是其写作时间集中在魏晋时期,魏晋已降则不见蛛迹。立足其特殊性,逐层分析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探究兴盛于魏晋之缘由,展现出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     

解析魏晋风度的精神本源

魏晋风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个性最张扬的一代之文学 ,它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独特的精神土壤。魏晋风度的创作主体即魏晋文人的生命意识在混乱的时政中突显 ,放达玄学在与虚伪名教的较量中勃兴 ,狂狷之美对庸呶世俗进行抗争 ,正是当时时政的孕育 ,玄风的飙起 ,审美的嬗演 ,成就了魏晋风度 ,这也就是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魏晋风度产生的精神本源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魏晋的乐赋及当时的看重清音之风

魏晋时期的乐赋为咏物赋中一大类.魏晋乐赋的兴盛前所未有.魏晋赋家在乐赋中表现出看重清音的风气,他们认为清音以"和"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具有飞扬飘逸的性格,空灵闲雅的意趣.清音不是孤立地对魏晋文人产生巨大吸引力,而是与浊音相因相济共造艺境,不过由于清音的主要特征在魏晋文人看来颇为符合他们的情趣,所以主张处理好清音与浊音的相因相济关系,以更加显示出清音的美好来.     

论魏晋书法美学的“清”

后人评论魏晋的书法风格往往以“韵”概括，但魏晋的书法风格是复杂的，在“韵”的主导风格之下，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这就是“清”。魏晋玄学思想的盛行、魏晋人自我价值的发现、魏晋时期书法的自觉等，是形成魏晋书法“清”的风格的主要原因。     

行散

魏晋时期,士人喜好服药,希望以此延年益寿。据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记载,魏晋士人所服之药为“五石散”,由丹砂、雄黄、白凡(矾)、曾青、慈(磁)石等“五石”制成。因服后忌食热食,又称“寒食散”。后人誉魏晋士人服药为魏晋风度的突出表现之一,主要不在于其服药本身,而在于其行散时所表现出的风度。　 魏晋士人服散之后,药性发作,需要行走“发散”,是谓行散。魏晋士人行散时,身着宽衣,足登木屐,长啸低吟,披发徐行。其舒缓飘逸之姿态,清明开朗之神情,突出地显示出一种魏晋士人所独有的风度。在当时对此倾慕乃至模仿的人很多,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魏晋"自传"简论

魏晋时代,中国古典传记文学中的自传摆脱了传统史传文学的巨大压力,以独立的文体形式出现在文学创作的舞台上.论文本着文本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文体观念为基本出发点,在文中首先对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分类作以梳理,明确了中国古典自传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对"自传"这一概念作以历史的追溯,分析了魏晋自传的文体特征及发展状况;最后对魏晋自传的文体文风两方面作以深入剖析,确定了魏晋自传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总之魏晋"自传"在文体上已经独立,并趋向统一;魏晋"自传"是后世自传文学的典范,他规定着中国古典自传的民族特色.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颓风

自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把魏晋文章与魏晋风度概括为“清峻”、“通脱”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多从正面肯定魏晋时代独立的人格追求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审美理想;然而就魏晋士风、世风来说,并不完全值得嘉许。从刘义庆（403-444）编撰的记录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轶闻趣事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不仅可以看到魏晋风度的积极一面,更可以看到其消极的一面,看到其所谓“清峻”、“通脱”后面的虚伪、颓废、病态与无奈。     

《世说新语》中樗蒲的文化精神

"樗蒲"这一外来的竞技游戏形式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流行,成为体现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势颓,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晋时期,樗蒲活动中原有的体现西域民族冒险精神的内涵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魏晋士人追求刺激冒险、追求个性自尊、自由和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从而体现出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魏晋官营牧场分布的历史考察及其影响

魏晋作为中原重要政权,其畜牧业与同为汉族的汉唐政权相较大为逊色,这主要是与魏晋政权对牧场的设置有关.魏晋官营牧场分布于黄河下游两岸.这里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区,其畜牧条件远逊于汉唐在凉州的这一天然畜牧场所.但魏晋官营牧场的布局却是受时代因素--军事部置、人口锐减、少数民族内涉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因素制约下的必然选择.这种布局虽然影响魏晋畜牧业的规模,但却能满足国家对畜牧业的需求.     

从《搜神记》看魏晋时期的个体意识

《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记载了魏晋及魏晋以前的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搜神记》文本出发考察其中所展现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可以挖掘出儒学衰微,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真正原因。     

美在深情——《世说新语》自然审美的意蕴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背景,唤起了魏晋士人的审美自觉,使魏晋士人对自然审美的欣赏走向神、情、气、韵的深处。自然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隐逸意识与悲情意识的审美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