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时务报》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时务报》的发起创办人,对《时务报》有过重要影响。由于思想理念不同,他与汪康年在报馆管理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成为《时务报》最终走向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使维新运动遭到了重大挫折。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评新编《黄遵宪全集》

陈铮先生整理编纂的《黄遵宪全集》,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迄今采择最为广博、收录最为全备、内容最为丰富、编校最为精审的有关黄遵宪著述的汇编,其问世标志着自黄遵宪逝世至今一百年间,学术界对黄遵宪著述的整理编纂已进入一个新的总结集成的阶段。     

黄遵宪法律思想与实践初探

本文首次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研究黄遵宪,认为黄遵宪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丰富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政治人物,他在引进西方民主、法律思想及在法律实践方面的活动,对促进中国封建法制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制的过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

黄遵宪是近代“诗界革命”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人足迹几遍五洲 ,有着十余年的外交生活经历 ,视野宽广、思想开放 ,融汇中西文化 ,开拓了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和新的审美范围 ,在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朝鲜《吏文》与云南

朝鲜《吏文》是一个明史资料库,但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文以朝鲜《吏文》中与云南有关的两则史料,对朝鲜《吏文》的成书过程及其与云南的关系作了探讨,有助于对此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维新思想家、外交家和诗人。他的一生,与日本的联系密切,是中国近代第一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马关条约》签订后,负责对日本进行苏州开埠谈判;戊戌维新期间,积极倡导以"日本为师"进行维新变法;罢官回乡后,在家乡积极倡导新学教育和留学日本活动;编纂了近代中国最全面、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成为近代中国了解日本的第一人。     

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

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侵略势力即将深入中国内地。为了尽量减少这一规定给中国国家税收和“华民生计”带来的巨大冲击,光绪皇帝要求有关臣僚“预筹善策”,设法补救。黄遵宪在受命主持苏州开埠谈判过程中,力谋贯彻光绪皇帝的意旨。当时,日本企图按照广州和上海的模式,在苏州开辟“专管租界”,而黄遵宪则主张采取“宁波模式”,以巧妙的方法尽可能维护国家主权。由于这一方案表面上有某些让步,因此受到张之洞的严厉批评;日本方面则由于阴谋受阻,也拒绝接受,并撤回谈判代表。最终,清政府在日本的强力压迫下低头妥协,全盘接受日方要求,黄遵宪精心设计的方案遂付之东流。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臆想与真实之间:黄遵宪《朝鲜策略》新论

黄遵宪所著《朝鲜策略》并非如中外史家所褒奖的那样完美,而是存在着逻辑上的严重缺陷,将臆想中的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将一种潜在的、可能的变量,视为一种业已发生、存在的事实。这种以臆想抑或推演代替现实的论证方式明显带有牵强附会的意味,叠加了极强的主观意志,纯粹是为现实目的服务的先入为主之见,究其实不过是为了配合清政府调整对朝鲜政策的应景之作。立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必然影响到黄遵宪所提方案的严谨性、准确性,其结日本抵御俄国的主张,明显存在着战略上的误判,对其个人尤其是其《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必须重新评判。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黄遵宪改历观的思想历程

黄遵宪青年时期既对日本废夏历改用阳历不满,又对新鲜的阳历表现出猎奇心理,中年之后则明确指出日本迷信西法、轻易废除夏历不对。支配黄遵宪改历的思想历程的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他的改历观的思想历程揭示了两历遭遇之初,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智的二难矛盾。他的"余意改历似可不必"的主张,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

本文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和外交公务等方面 ,探讨维新派政治家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的作为与体验 ,并由此揭示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文化对黄氏忧国意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等思想的深刻启迪     

百年来黄遵宪著述编纂状况述评

作为晚清著名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兼学者,黄遵宪一生著述丰硕,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系统概述了近百年来有关黄遵宪诗文著述的整理、编纂和出版情况及其对于清史研究的意义。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黄毓英之谜

黄毓英是云南辛亥"重九"起义的重要功臣,却在1912年5月于贵州遇刺身亡。他的死亡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件,传统的说法是"遇匪袭击"死亡,然而有人怀疑是有人故意制造事端致死。他在辛亥云南"重九"起义中的作用,体现在争取蔡锷、促成起义日期的确定及打响起义第一枪等方面,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他的早年身世,也值得深入考察。对黄毓英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云南辛亥革命史认识的深化。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