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体研究新论

现有的某些小说史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史，因为它们没有抓住小说的特殊性。小说史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小说特性的科学把握。小说的特殊性不能仅仅归结为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而在于其文体。小说文体既是特殊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方式。小说文体研究的方法包括纵横两方面的内容，纵的指小说特有的多种叙述者类型、聚焦方式、转述语、结构、言语特征等，横的则指这些文体因素在某个时期的聚合，如类型、流派。     

论鲁迅的小说文体意识──从《中国小说史略》谈起

作家和批评家的文体意识及文体的自觉，对于这种文体的变化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鲁迅的小说文体意识对于现代小说文体发展的影响且不说，鲁迅的文体实践对于乡土小说以及其它后世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小说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同他的小说文体实践一样，也反映着鲁迅独特的小说文体意识。他用辑录周秦古籍的方法来辑录古代小说，并经过消化吸收，以自己的体裁模式为坐标和参照系，一方面遵循古小说的基本框架和格局，一方面又经过自己的增删变异，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治史风格和现代小说的文体意识     

中国古代小说学析论

小说学侧重于小说的学术史研究。以文学批评史为背景,以小说史为依托,探寻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史的发展中所做的实际工作及其理论贡献。突出我国小说学研究是以小说的外围研究为主体,以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相对文体意义的形式为研究重心的特点,揭示我国小说的实质是中国小说史内部自身发展的历史。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与鲁迅的汉唐小说史识

为研究者广泛关注并争论不休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是《中国小说史略》汉唐部分的总命题,承载着鲁迅以“演进”为核心的古代小说发展观和他在汉唐小说文体、内容、艺术等方面的“选择”与“定性”原则。“论断”强调的不是唐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而是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写人”的、重视艺术和审美的文学性小说,进而揭示唐人小说在古代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和意义。研究者在理解和讨论这一“论断”时,应当注意其时代学术研究的局限,也应予以学术史层面的“了解之同情”。     

《墨子》与中国小说

《墨子》是墨翟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墨子》一书虽然旨在反映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政治、社会主张,但以今天的小说观念观照《墨子》全书,其中的寓言故事、志怪传说、叙事写人等方面均与后世的小说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墨子》与小说文体的关系,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胡应麟小说史研究中透现的史理意识

传统观念对小说的轻视造成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薄弱,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对古代小说史进行了纵向梳理,探寻各类型小说发展源流,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对各时期小说特征进行分析,体现出明晰的史理意识,为近现代的古代小说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现代小说文体变迁的形式及其文化语境

现代小说文体变迁是小说史研究的核心 ,大致有三种形式 :文体的承传与变异、文体的交融互渗和支配性规范的移位 ,每一种变迁形式都联系着特定的文化语境     

浅析刘以鬯和新感觉派的联系

香港作家刘以鬯在横和纵的借鉴下,写出了大量具有现代性的实验小说。但是很多研究者只注意到他在横的借鉴方面,即对西方现代技巧的借鉴,却忽略了他在纵的借鉴方面,本文特指与中国大陆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联系,即使有少量的学者论述到,但笔者认为仍有拓展的空间。因此本文将从对都市的生存体验、文本的介入以及文本与都市生活的同构等分析两者的一致性。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李剑国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5期撰文《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指出，中国小说史上战国至六朝时期的早期小说观念，并不是一个文学性文体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它只是一般地揭示了“小说”、“道听途说”、“丛残小语”的特性，而缺乏对文体要素的明确规定。因此，它不仅和明代以后的小说概念相冲突，甚至也和当时的小说创作实践相冲突。作为小说史，应当把哪些作品看做小说，把哪些作品看做小说的异类而舍弃呢？以今天的认识高度去反观古小说是必要的，就是说要研究…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辨正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五形态理论 ,该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有充分的文本根据 ,马克思始终坚持了该理论。理解五形态理论的视角至关重要 ,须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理解它。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不是社会发展的单线论 ,而是既坚持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 ,又承认单个国家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辨证决定论。马克思不仅精辟地分析了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下个别国家超越式发展的深层原因 ,而且还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种基本的模式     

试论悲剧性与喜剧性

作为审美类型的悲剧性与喜剧性,渗透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和领域,除戏剧艺术外,还表现在美术、音乐、电影、诗歌、小说等多种文艺样式和体裁之中。悲剧美是一种崇高之美,悲剧感能震撼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坚定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喜剧的美学特征是"寓庄于谐",以诙谐可笑的艺术形式来体现深刻的社会内容。     

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

中国的小说观念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伴随着历史著作的影子,小说被当作是“史之余事”。究其根源,主要是神话的历史化以及儒家正统观念的要求。以“信”、“实”,而不是以艺术真实要求小说创作,成为批评小说的一大标准。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开始脱离历史著作而成立。从此,人们对于小说的独立价值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小说评点的出现以及明代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和拟话本的写作,标志着小说观念中对小说艺术肯定评价的确立和对小说性质认识的加深。金圣叹在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武侠电影双序列叙事模式的形态演变及其文化逻辑

中国武侠电影的故事结构史,并非其双序列叙事模式中各要素随心所欲地无规律组合,而是呈现为从古典形态到个性形态,再到现代、后现代形态的规律性演进过程。这种形态演进,与类型陌生化规律、导演个人才能有关,而在根本上受制于现实生存状态的变化,具有周期性、排他性、加速性等特点。若就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而言,中国武侠电影双序列叙事模式的形态演变史,就是一部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内地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历史,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参与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话语密林丛中的精神漫游——论《启蒙时代》

通过对王安忆小说《启蒙时代》的解读，揭示出其别样文革叙事背后所蕴藉的书写策略及其文化意义。小说中出现的五个层次的话语声部，无疑是对文革时代个体成长可能性的一种想象性的艺术探索，既涉及到成长小说的经典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具体时空的特殊经历。小说中话语形象的多元展现与成长主题的修辞塑型，为文革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非理性倾向铸就的文本特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小说独树一帜而自成高格,呈现出鲜明的文本特征。显示出自己区别于理性主义及传统小说的独特个性和强大生命力。这是作家非理性创作倾向的内在促发结果。在20世纪末的当代文坛,我们发现郁达夫的灵魂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八股文的消亡：时代必然取向与文体自我否定

八股文是近世对中国士人生存状态和民族人文生态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八股文在扮演了500多年第一入世文体的角色后,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既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也有自身文体的繁琐、苛刻、僵化、禁锢智慧等严重弊端。因此,八股文的消亡既是时代的必然否定,也是文体的自我否定。     

游戏里的诗性守望--转型期女性小说游戏笔法探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小说创作走向了历史性的繁荣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也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提出挑战。不少女性小说家执迷于以游戏方式操练小说,从而颠覆了既往男性话语所指定的女性小说文体样态,为女性小说的多元化发展表明了另一种向度。透过"游戏"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丰富的诗性内涵和神圣的目的意义。     

《京华烟云》对《红楼梦》的艺术借鉴与创新简

《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堪称是家族叙事小说中的杰作。《京华烟云》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叙事手法、语言表达及所传达出的悲剧意蕴等方面对《红楼梦》都有所借鉴并在主题上有所深化。因此,关于《京华烟云》对《红楼梦》借鉴与继承的研究,其意义不仅涉及小说影响史研究范畴,更对文学创作及艺术风格研究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其中蕴含很多值得挖掘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