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法律视角——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研究科举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为科举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新的内容与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实现对科举制度的客观与全面的评价.科举法所体现出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可操作性、重刑主义与分类治理的思想以及在法意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举法制的基本价值.而科举法制与科举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却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也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法制建设与考试制度、考试治理的地位与关系.     

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奠立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件,实际上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尽管科举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它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中国不应忽视的文化遗产.     

科举制废除利弊之再思考

科举制在晚清废除是其自身弊端和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形成,而且究科举精髓被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借鉴,甚至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制有相似性。此外,科举废除所产生的诸如社会秩序的动荡、传统知识人对国家向心力的丧失,等等。所以,科举废除是利是弊,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评价。     

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悲剧命运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出入西昆走近宋调——浅谈欧阳修早期诗歌创作

从天圣年间科举应试到景祐三年贬官夷陵之前,是欧阳修诗歌创作的早期.早期的欧诗能吸收西昆体的合理内核,矫正其弊端,它对西昆体有"入"有"出",并由此一步步走近宋调.     

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有识之士呼吁扭转科举考试专重首场的习气,以二三场求取真才实学：一是要重视第二场的五经文,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二是变通第三场的策问,容纳刑名、时务等实用性的学问;三是整饬首场的四书文,剔除固有积弊。经过潘祖荫、张之洞等考官的积极实践,科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新风气,甚至在乡试第三场的策问中考试天文算学。甲午战后,张之洞等官员又总结科场衡文的弊端,提出调整三场文体格局和分场去取的新方案。科举新制变更了文体格局,却摒弃了分场去取的程序,背离了新方案的本意。这或许也是张之洞最终转向停罢科举的另一因素。     

晚清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

晚清时期科举制遭遇了一个极端化、负面化评价过程,这集中体现为针对科举的"污名化"与"妖魔化"。晚清以来科举考试正向功能的下降、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等,促成了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发生。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不仅令科举形象受损,对科举制被废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左右了20世纪以来科举评价的基本取向。走出科举评价的极端化困境,既是科举认识深化的结果,也为科举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从文人心态看《聊斋志异》的文化意蕴——以《聊斋志异》中科举题材为中心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科举题材是《聊斋志异》重要内容之一,与蒲松龄一生的追求息息相关,也投射出蒲松龄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矛盾的心态:既渴望科举成功又因屡屡失利对科举有些厌倦从而对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进行抨击。     

科举:世界文官制度的始祖

科举是中国的特产,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官吏呢? 世袭是一种办法。中国的奴隶社会基本上如此。但世袭制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领导才于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削弱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的权力。     

论毛泽东民本法制思想的历史轨迹与实践效应

过去社会上误认为毛泽东不重视法治,甚至践踏法律,进而搞自己的个人崇拜,致使理论界也一度对毛泽东的民本法制思想未引起高度重视以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故本文从毛泽东民本法制思想产生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历史演进轨迹及创新发展的社会实践效应阐发作者的见解     

对古代讼师的法文化考察——以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两分为视角

对于讼师这一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特殊群体,从国家和民众两种立场出发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相关结论是相悖的。从法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分析,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国家法文化所倡导的"无讼"观念以及由此建立的法律制度必然排斥讼师的存在,因而对讼师的评价只能是反面的;而民间法文化中"好讼"的观念倾向以及"健讼"的实践却使讼师成为不可缺少并得到大力发展的职业群体,因而对讼师的评价也大都是正面的。这种不同立场比较下的考察会对我们全面认识讼师有所裨益。     

根由、表现及影响:法的理由坍塌界说

立法是一种受利益取向支配的权力行为方式,功利主义以立法行为中确立法律理由的形式反映到法律上来.在利益取向与客观实际的允许程度不相适应时,这种法律理由就会成为被预置在法律中的死亡因子,导致法律理由坍塌,可以从法律、法律部门乃至法律体系上反映出来,这种现象在中外法律史上层出不穷,表现形式纷繁多样.现阶段,正在从授权立法上先行表现出来,从利益分配格局上反映出来,并可能引发相应的社会稳定问题.因此,适当地干预和救济正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法治自我完善方式.     

经济道德的社会基础

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主要阐释了经济道德的性质及其得以维系的经济、法律制度基础。着重指出 ,一个人的道德或非道德行为是行为人出自某种成本和收益预期作出的选择。在道德的发育中 ,产权的主要功能是使交易人的成本和收益内在化 ,以稳定人们的预期 ;而法律的作用是使失信者受到制裁和他人的抵制 ,增加非道德行为的成本。此外 ,建立完善的信誉信息传递系统 ,也有助于人们树立良好的道德信仰。     

饮用水源保护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饮用水源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立法滞后、重城轻农、公众参与制度缺位、责任制度缺乏力度等方面的缺陷,严重地威胁了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和身体健康。借鉴发达国家从不同角度、阶段保障饮用水源安全的经验,可以从饮用水源优先保护、城市与农村并重保护、公众充分参与和严格法律责任制度四个方面来完善我国饮用水源法律制度。     

网络语言暴力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立法构想

网络语言暴力的泛滥以其独有的方式撕裂了道德底线,向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此类事件不能仅在道德层面进行约束和思考,道德的谴责已无济于事,必须从法律层面进行约束和思考。网络语言暴力属于名誉侵权行为。既然属于侵权行为,那就应当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以法律从主体、客体、内容和责任方面进行有效规制。这样有利于拓宽法治的空间、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惩治、震慑和预防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行为,净化网络社会环境。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及在当代的价值

《理想国》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西方名著,柏拉图以“正义”作为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正义理论包括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他还强调了“人治”的思想。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当前的法治进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追求法治的核心正义价值取向。     

长株潭一体化的经济法思考

长株潭一体化的实施,顺应了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对推动全省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株潭一体化提出已将近半个世纪,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经济政策上,但却很少从法律角度特别是经济法角度思考.本文从长株潭三市的实际出发,论述了法制建设在长株潭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对长株潭一体化经济法制建设的几个中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     

论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大学生作为公民中的精英分子,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将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栋梁。他们法律素质的构建对于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分析了大学生法律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大学生法律素质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构建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几个要素。     

法律预期问题初探

所谓法律预期 ,主要是指当事人根据自身环境、地位、知识、信息与目标而形成的对未来法律制度健全状况、作用形式与实施结果的估计与期望。加强法律预期的研究 ,有利于发挥法律预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中的积极作用 ,促进人们对法律的预期乐观化和稳定化 ,提高我国法律的现代性与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