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是中国沦陷区的典型和缩影。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有关日军在豫暴行、日伪在豫统治、河南抗战损失等档案、报刊、文献、译稿、方志、口述资料被陆续整理出版。同时,相关论著和专题论文不断发表,涉及河南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军事、文化等领域。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关于河南沦陷区的诸多档案文献资料亟待搜集、整理和出版,对河南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经济的研究、社会的研究、文化的研究及民众反抗斗争的研究等比较薄弱,需要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力量。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在现有资料和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新史料,不断开拓新领域,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日伪河南省新民会述略

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的侵华日军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沦陷领土目的,除依靠各伪政权对"沦陷区"民众实行殖民统治外,还妄图从思想上进行欺骗和麻痹。因此,由日军幕后操纵的各种伪政治性组织遂应运而生。日伪新民会,即是其中仅次于伪政权的一个政治性组织,凡存在日伪政权的地区大都伴有同级伪新民会。不同时期,侵华日军因战局变化曾几次对伪新民会组织机构、人事制度等进行调整。通过对伪河南新民会的考察,我们不仅能勾勒出日军在华北地区势力消涨的轨迹,同时也可以揭示日本侵华策略演变的大致路径。     

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

理想民主是一种主张人民统治、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是理想的、规范的和实质的民主,但其存在着＂人民＂概念含混不清、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和现代国家难以满足其特殊运行条件的局限。现实民主是一种主张实行代议制度和少数精英统治的民主,是现实的、经验的、程序的民主,其局限性在于限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偏离民众意志的可能性及容易生成精英政治。我国的民主兼具理想民主和现实民主的内涵,但还需要通过实行宪政民主、扩大公民参与、完善选举制度等措施来避免两种民主的局限性。     

日伪新民会与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新民会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治组织,是华北日军进行殖民统治和“思想战”的工具。新民会在沦陷区建立起了以宣传“新民思想”、“中日亲善”、复古、反共为主要内容,以青少年为主要实施对象,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青少年训练为主要方式的奴化教育网,对整个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手段多样、身心并重,给沦陷区人民造成极大伤害,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极恶劣的影响。     

天主教会推动菲律宾民主化转型的意愿与优势

宗教组织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何种角色,取决于它能否具有推翻专制统治的政治意愿与相对于独裁政权的政治优势。自16世纪传入菲律宾以来,天主教成为该国民众最为重要的宗教信仰,天主教会亦成为动员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社会组织,并在1986年2月的“人民力量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方面是教会的教义理念与核心利益构成“倒马科斯”的政治意愿所致,另一方面缘于教会在政治合法性与政治力量上形成了相对于独裁政权的政治优势。     

国民党“中政会”述评

＂中政会＂（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独特组织，在国民党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中政会＂演变过程的述评，指明了＂中政会＂与蒋介石推行一党专政的内在联系，认为＂中政会＂的由盛到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试论战后接收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战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接收,是关系到其内部各派系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各派系围绕着受降与接收方略、派往收复区的接收大员与各级行政长官的人选以及各经济实体的接收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其斗争的结果是动摇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根基。政治上,不仅大失民心,而且加剧了其内部的矛盾和腐败;经济上,战后的接收成为国统区经济崩溃的催化剂。     

民国时期城市民众教育馆发展研究——以武汉为中心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民众教育与改造基层社会的中心机构,武汉地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特别重视民众教育事业,民众教育馆发展较好,特别是在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武汉地区民众教育馆发展活跃,以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为主体,活动开展丰富多样、工作进展富有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民众教育馆的教育事业设施针对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健康的四方面推进:语文教育侧重于文盲之扫除,公民教育主在训练民众自治组织能力,生计教育侧重生产智能之灌输,康乐教育以破除妨害身心健康之毒害与习惯。尽管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和各种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其构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则成为民众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遂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民众教育馆承担着普及社会教育、改良民众文化、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功能,它们所开展的服务和活动具有基础性、教育性、社会性、创新性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论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权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上,一是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二是在政权体制上推行参议会制,三是在政权机关人员组成上推行“三三制”;在民主法制建设上,首先是通过立法以规范和保障抗日民主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建设,此外,在司法与行政执法活动中积极创新与发展;在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上,一方面充分运用多种形式与方法进行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并组织民众进行各种广泛的政治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则以党政干部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精神去影响和教育群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鲜明的开发性与创造性。     

日本“516”毒气部队遗址的现状与保护

“516”毒气部队遗址是侵华日军利用化学毒气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的重要罪证。“516”毒气部队遗迹的残骸，依然清晰地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在日本政府否认侵略战争、右翼势力猖狂活动的今天，保护和开发“516”毒气部队遗址，保留日本军队侵华害人的罪证已刻不容缓，所以必须日军“516”毒气部队旧址进行实质性的有效保护与开发。     

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庚申年大讨伐”中的作用及其罪行

日军在延边地区进行的“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外务省所属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向日军提供有关朝鲜族反日运动方面的详细情报、直接为日军充当向导并单独进行“讨伐”,又担负警备任务、从事“归顺者工作”等,对朝鲜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领事馆警察机构同日本军部指挥下的日军一样,在对延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方面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日军“慰安所”历史罪责及其现实的研究课题

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强征殖民地和占领地的数十万女性为其“慰安所”的性奴隶,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这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家犯罪.而今日本的政界和右翼势力妄言不断,全面否认和掩盖其侵略历史罪行,不知悔改,还无耻狡辩美化侵略,进而妄图复活日本特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历史亡灵.为了东亚及世界的和谐安宁与共同繁荣发展,必须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罪行,深入批判现时日本政界和右翼极端错误的历史观和危险行径,这无疑是东亚各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而迫切的时代课题.     

越南战争“特需”和朴正熙的“开发独裁”

朴正熙政府为了打破其在国内外遇到的困境，经过与美国的一番讨价还价出兵越南。出兵越南给韩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但最为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经济方面的战争。特需”和政治方面的“开发独裁”。越南战争“特需”使韩国奠定了其经济起飞的基础，并巩固了朴正熙的执政地位，从而使“开发独裁”体制获得了适宜于其生存的土壤。     

宜居城市的生态美学解读——以杭州市为例

生态美学日益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热点。依据生态美学理论,对杭州这个宜居城市进行生态美学的个案解读,发现:杭州以引进自然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存;杭州把自然作为基本审美范畴,重整自然生态和重建人文生态;杭州运用"绿色原则"来进行日常生活的生态建设,实现了多重生态审美关系;当地居民关注休闲的"精神生态",以高度的生态智慧实现了"生态自我"。     

副刊《夜哨》与“夜哨”作家群的文学活动

东北沦陷初期,在日伪政府利用报纸进行文化殖民的同时,催生了以副刊《夜哨》为代表的文艺反战阵地,并凝聚了一支革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队伍——"夜哨"作家群。他们以《夜哨》为文艺重镇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活动,成为沦陷区抗日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副刊《夜哨》这一文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和作家创作的文学基本特征来呈现副刊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深层关系,对东北区域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儒家“慎独”思想的现代反思

“慎独”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德性，一直备受儒家推崇，其最初的含义为“诚意”，指内心的一种精神状态，后理解为个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做到思想和言行的谨慎有德，后一种含义多被广泛接受。“慎独”有其一定的境界，即应注重不睹不闻的“隐微”处，“隐”和“微”即为“慎独”的两端。儒家“慎独”作为“入德之方”在个人修身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但其最初实为儒家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推崇的德性，其塑造人民道德高度自律性的性质，是统治阶级管理人民的有效方式。今天我们既要发扬“慎独”注重自身完善的内向思维品质，又应将其从对人的情感压抑中释放出来，伦理存在的价值应建立在真情之上，只有真情投入的道德才会带给人幸福。     

试论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以矿产投资为例

伴随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战时经济统制体制的确立,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策略和投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之中。由于其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不仅不同于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而且也具有与战前日本在华投资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是对中国占领区输出资本同对部分已沦为其殖民地的地区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投资、开发与掠夺相互交叉。对中国富源的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维持的基础;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客观上也给战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傀儡政权方面主要体现了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殖民地性质,但同时也加剧了日方与傀儡政权之间的明争暗斗。     

以人为本与执政主体意识的复归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符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又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其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讲,“以人为本”体现了我党执政主体意识的复归诉求：从单一低位到合目的的统合和复归;从对位到合位的统合和复归;从管统到民主自治的统合和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