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序纪》在游牧部族迁徙问题研究中的价值——以汉唐时期为中心

本文认为《魏书·序纪》所反映的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对认识汉唐时期北方诸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进而了解古代北方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一般特点,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汉唐时期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发展的起步阶段,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诸国辐辏"的朝贡体系,尽管此期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印象有虚有实,还不清晰,但双方的贸易、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和文化多元的"生活圈",奠定了后世双方关系的基础.     

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

中央官学正式建制始于汉武帝创立太学 ,此后历朝继续扩充和不断完善 ,逐渐形成多学科、多层级、建制完备的中央官学体系。中央官学适应不同时期政治和文化统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这些调整与变化不仅反映了教育体制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变化 ,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轨迹。本文主要勾勒了汉唐时期中央官学招收对象的变化 ,论述了官学由贵族等级制向平民普及性的转变 ,它是中古时期社会变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     

移动的游牧社会组织功能及实践意义——以哈萨克族阿吾勒为例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随季节有规律的移动来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移动性是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也是形成游牧社会组织的基础.以哈萨克族的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为例,探讨阿吾勒的含义、存在基础、功能以及实践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质疑阿吾勒解体或消失的说法.研究证实,阿吾勒仍在组织和管理游牧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此外,在新形势下,阿吾勒还具有缓解和消除游牧社会内部矛盾的实践意义.     

汉唐时期蔡州(汝南郡)社会文化的变迁——淮河上游地域社会研究之一

先秦时期,蔡州地区是南北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战国以来,楚文化逐渐取得在汝南的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西汉.在儒学(经学)兴盛的东汉,西楚风俗对汝南士人的影响依然有迹可循.东汉一代,汝南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达到历史时期的顶峰,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动荡几乎将这一切摧毁殆尽.隋、唐、北宋三朝,河南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蔡州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这是南北朝时期孕育出来的犷戾尚武之淮西风俗能够在唐后期集中释放、北宋以后不能消弭的基本原因.南宋以后,随着河南重要地位的丧失,汝南的边缘化趋势加重,地域文化上与淮北平原合一,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整体.现今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这三条主要文化线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水浒传》酒肉文化与北方游牧习俗的关系及其意义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酒肉文化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是宋元时期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那个悲剧时代汉人民和进步作家希望重振民族雄风的结果。对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张扬,使梁山酒肉文化具有一般饮食文化所不具备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发展策略研究——以湖南为例

1925年11月之前,团湖南区委切实贯彻了“国民党是团的预备学校”的组织发展策略.此后,团湖南区委将这种组织策略调整为“适当限制国民党与优先发展团员”的策略,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湘区各级团组织贯彻执行修正后的组织发展策略的效果相当有限.大革命时期团湖南区委的组织发展策略,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规模的迅速扩大、影响力的提升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助推了大革命后期湖南共青团组织质量的急剧下滑.     

北方草原游牧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基本经验——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伟大成就

北方草原古族经过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同其他人群分离之后,创造了与自然生态存在相适应的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文化,走过一条大传承小曲折的发展之路。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取得本质认识的＂天人合一＂观念,深刻反映了人类的生产规模必须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平衡才能使生产得到适度扩张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规律。生产水平发展到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时,人们必须遵照这一规律的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对自身和自然资源做＂固本培元＂的工作,改革自己的生产行为和生产模式,提高自然资源、自然生态的质量,使二者的力量对比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平衡。     

国家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

汉唐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虽来自社会,国家往往直接间接地顺应甚至屈从社会的要求,但国家并非简单、直接地跟随社会亦步亦趋,而是以各种形式,将发端于社会领域的经济、文化现象,盛行于民间的依附关系,崛起于草野的社会势力,整合到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中。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可以社会的国家化概之。     

藏族游牧背景下教育模式的田野调查与宏观分析——以刚察县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刚察县为个案,通过对刚察县现代民族教育的课程设置、使用教材及学生升学率、人才培养状况的调查,运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游牧区藏族教育的社会和文化适应性。探讨了除却影响藏族游牧区教育发展的客观显性因素,还应注意到影响其发展的隐性因素。     

义利观影响下的朋友关系——以秦汉时期为例

古往今来,朋友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因此对朋友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朋友交往的动机不尽相同,有以利益相交的,有以志趣相投的,有以在学业上相互砥砺切磋的……。正因如此,在人际史往过程中,影响朋友关系的因素有很多,且十分复杂。本文拟探讨秦汉时期义与利影响下的朋友关系。     

物种源流辨析——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

以栽培瓜果种植蔬菜为内容的园艺业,是新疆具有历史传统和地方优势的特色产业,也是广大农民赖以维持生活质量并增加收入的主要产业.本文根据文献资料以及新的考古发现,追本求源,阐述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并澄清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试论藏族部落组织与部落制度——以西仓十二部落调查为例

近20年来,在甘青川藏族牧区,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重建、部落习惯法的恢复运用,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度被废除的藏区旧的社会基层组织--部落组织正在不断地复兴蔓延,并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的控制力量.西仓十二部落即为此类藏族部落代表,本文通过对西仓藏族旧头人、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和调查,解析了1949年以前的藏族部落组织与部落制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条件的把握与创建——以延安时期为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考察和分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可知,理论准备和经验积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重要前提,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发展的丰厚土壤,成熟坚强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主体,国际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关照和回应的宏大场域.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以文武举士的变化为例

明清时期,是淮河流域环境负向变迁时期.受黄河南泛的影响,地处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该地社会生活与习俗也由此发生相应变化.作为环境变迁的一种社会应对形式和手段,崇尚武功在皖北滋蔓并成为普遍风习.与明清以来皖北地区武功盛郁风习相对应的,则是文事的日渐衰微.本文从科举士入手,通过对皖北明、清两代文举与武举数量及其进士、举人结构的前后变化,对其社会变迁加以考察.研究表明:文举方面,清代皖北进士、举人数额较明代大为减少,高层人才萎缩,教育下滑,学人及其著述减少;武举方面,清初以来,皖北尚武之风颇炽,社会热衷于武举,武举人数因此猛增;学额与举士数额间的比较,则反映了皖北社会明清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的变化,清代尚武风习颇盛.     

文化产业与当代中国社会工业化转型的关系——以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电影工业为例

与西方不同,在建国之初,中国从文化生产实践到文化生活方式都具有鲜明的农业社会特征,以电影、出版、广播等为代表的工业形态的文化商品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通过国家统筹进入群众生活,并逐步构建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特征的文化生产方式(基本制度、生产技术、市场主体)和文化生活方式转变的基础。这种从文化观到文化实践的转变与当代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基本主线呈现出一种历史性的同构关系,并体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农-工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征。     

转型时期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转型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社会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其核心就是民生建设。笔者从民生的视角来探讨转型时期如何促进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民生建设与社会建设关系极其紧密,并且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