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分析生育模式的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计算 1 991～ 2 0 0 0年中国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清楚地看出 ,提高初婚年龄和拉大一孩至二孩生育间隔所造成的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 1 0年间TFR偏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较之TFR更加接近中国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水平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在国家实行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认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是把握中国未来人口形势变化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2~1.88的区间范围内,其点估计值在1.86左右,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其生育意愿越低,中国未来的意愿生育水平可能会继续降低;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其终身生育水平,且二者差异随年龄的减小呈递增趋势,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没有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仅为1.68,这可以作为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生育水平影响的上限。生育政策对当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贡献度在33%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应用

本文使用2010年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应用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对已基本完成生育周期且可生育二孩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以意愿生育水平为参照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高,工作压力等都对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育的阶层差异研究

已有研究从数据上证实经济条件是影响二孩生育的关键要素,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切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在现代生育观念占主导的地区,布迪厄在《区分》中所述的生育阶层差异现象对于当下中国的生育研究很有启发.笔者在2013-2015年期间有针对性地选取上海、江苏、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六省市的40个城乡家庭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二孩生育实践并非与生育政策的开放保持一致,上层直截了当地生育二孩,中层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为强烈且实践可能性较大,而下层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最大.消费社会下的抚育成本急剧攀升、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和生育惯性的影响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种生育行为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人群总量与预期效果再检验

本文回顾以往采用宏观汇总数据和微观个案数据研究生育政策调整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在缺少两代人生育史的数据条件下研究"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总量、结构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3年国家卫计委生育意愿调查、201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不同来源的相同队列"单独"、"双非"育龄妇女比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统计局2014年和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前,如果单纯使用2005年和2013年调查数据将高估独生子女比例和"单独"一孩育龄妇女总量。根据2014年、2015年调查数据推断这两年"单独"一孩育龄妇女占全部一孩育龄妇女的比例在10%左右,"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在1 500万以内,达到或超过1 500万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2015年"单独"一孩育龄妇女生育二孩总量在50万左右,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200万左右的预期。2015年"双非"一孩育龄妇女占全部一孩育龄妇女的比例为8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新增目标人群在8 500万左右,达到或超过9 000万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没有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15年非农业"双非"生育二孩也在130万以上,而农业"双非"生育二孩在250万以上。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育龄妇女,其生育观念,优生节育知识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生育水平。本文从妇女的婚育年龄,总和生育率,活产子女,生育孩次构成等方面,来分析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孩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亟待研究。基于第三期湖北省百县生育调查数据和新构建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指数,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每上升1个单位,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提高39.6%,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提高55.6%。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的上升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三孩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仅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研判后疫情时期中国生育水平走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