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     

试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结构的奥秘

薛志贤同志在《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中,就《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的结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不仅“没有使问题得到清楚的解决”,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例如,他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先于货币。”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错误: 第一、《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假定金是货币商品”。这就是说,马克思研究货币的各种职能是以货币,     

也谈“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与王克千、陈珪如等同志商榷

王克千、吴宗英和陈珪如、邓纲忠同志,在一九八○年第四期《学术月刊》分别发表了《从哲学史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与《列宁没有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两文。这两篇文章虽然各有侧重,但却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不同意杨献珍同志《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等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们认为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很难成立:其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其逻辑和概念亦有不少混乱之处。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我们特将自己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以就教于王克千、陈珪如等同志。     

“幻影”与现实——答刘波同志

<正> 本文只是对《一个心造的幻影》所提的批评作一点申辩,无非是想说明以“幻影”一词,轻轻盖过高于说的问题是不妥当的。刘波同志既断言于“心造”,本文不得不在《再谈》之外,再补充引证一些材料,这次具体材料仅限于刘波同志自己的两篇文章,除《幻影》外,还有他批评吕正操的文章:《如何正确认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简称《关系》,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这两篇文章是作者为同一问题进行争鸣的,其中《关系》一文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材料,以此回答刘波同志固然相宜,而大家借此亦可略见一斑。为避免文字方面的纠缠,本文重点将放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沈约批评述论

沈约（441－513）在其《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后面写了一篇文章，沈约在此文中阐述了一些有关声律论问题的主张，颇受当时文学界的欢迎，并且泽被后世，在文学史上开辟了诗的格律化的时代。店代诗增皎然在《诗式·明四声》中说：“沈体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放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借然随流，溺而不返。”①激烈地表明了反对声律的态度。另外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中也形成了几次与其相关的文学论争。本文为了“知人论世”，主要与文学论争联系起来考察“沈约自诩论”以及“沈诗中品不当论”两个问题O（－…     

对《谈谈绘画中的抽象派》一文谈一点不同意见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发表了平野同志的《谈谈绘画中的抽象派》并同时刊登了一组抽象派绘画。对这篇文章,我们有些不同意见,现谈出来就教于读者和作者。平野同志说:“由于过去半个多世纪庸俗社会学在美术理论中的流毒,使有些人养成最省力气地机械地看待美术中各种问题的习惯,在人们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对于抽象派绘画,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平野同志所说的情况,在美术评论上是存在的,例如对于印象派绘画     

研究西路军史应该实事求是——与张嘉选同志商榷

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再探讨》(以下简称《再探讨》)的文章。读了之后,不免使人产生疑问。文章对一些问题没有表达清楚这里且不谈,仅就它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这篇文章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明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部分西路军领导时的一段谈话“出言有据”,而且至今是适用的。第二个是要说明西路军西进新疆不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两个问题里的核心内容又是四方面军三个军的过河、渡河部队的行动方向、以及西路军的组成等。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本文就《再探讨》提到的西路军的这几个问题,与作者张嘉选同志商榷,也请大家来分析。     

“四声一贯”说之我见

关于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学术界的看法大抵有两种:一种意见以为顾氏主张“古无四声”,所谓“四声一贯”跟“叶音”说并无二致;一种意见以为顾氏主张“古有四声”,所谓“四声一贯”不过是“四声通押”而已。最近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重读顾氏的《音学五书》,在对《音论》细加纳绎的同时,又跟其他四书进行反复的比较和参验,觉得上面两种看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必要对“四声一贯”说重新做一番探讨。     

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问题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以前有若干论文发表.他们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虽在对具体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对一些基本问题已趋向统一.下面笔者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党史研究》曾发表一篇文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问题》文中讲:“我认为毛泽东同志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才是这条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但现在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应是1930年前后,形成这一基本理论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

读了《人文杂志》1980年第一期发表的《从长陵新出土的瓦当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谈》文),我觉得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而有些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北阪”和“六国宫室”的位置问题 《谈》文说:“汉长陵附近,即咸阳原东段,秦汉以来,谓之咸阳北阪、渭城北阪、石安原和五陵原”。这样的判定是值得研究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集解〕徐广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辨析

1978年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引文不另注)一文中,主张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内有关研究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鸣。1980年两位作者又发表了《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引文不另注),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观点。为使讨论深入一步,仅就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商榷。     

艺术创作中理性认识的审美反思

李泽厚同志在一九七八年于《学术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形象思维续谈》.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美感由知觉、情感、想象、理解这四种因素构成.一九七九年李泽厚同志在《形象思维再续谈》中,提出形象思维不是独立的思维方式,而是艺术想象.他认为艺术想象是由包含着想象、情感、理解、感知等多种心理因素、心理功能组成的有机综合体.在这里,很清楚李泽厚同志把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看成是艺术创作主体性因素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他提出的艺术包含认识,但也不等于认识,同时,他还提出了“情感逻辑”概念和“创作中的非自觉性”的命题.但正如他在文章的《后记》中所言:“意犹未尽,容后张扬.”     

谈谈科学和民主

有机会到成都来,四川省的同志要我跟同志们见面,谈一谈。今天,我想就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讲这个题目,还得先从五四运动说起。大家知道,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才提出来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的时候,陈独秀在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提出来了,不过那时候把民主叫做人权。在那篇文章里,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卞,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意思是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从《北征》看“以文为诗”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打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大家又敢于就形象思维问题发表意见、展开“争鸣”了。即此一端,也显示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成效。一年多以来,在学习《一封信》的基础上,许多同志把形象思维跟我国古代文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写出了不少有精辟见解的好文章,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总的看来,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向:在谈形象思维问题时,只谈“比、兴两法”,忽略了赋;与此相联系,认为诗只能“曲说”     

美学对象不是“审美关系”——与周来祥同志商榷

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是我国美学界尚在讨论的问题。公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1)美学是研究美的规律的科学;(2)美学是研究艺术的科学;(3)美学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跟艺术的哲学和科学的科学。最近,周来祥同志在他的两部美学专著《美学问题论稿》和《论美是和谐》中,以同一篇文章登载两处这一醒目的形式,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     

文化进化学提要——有关人与文化的再度思考

牛龙菲同志曾在我刊发表了《关于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一文。在此基础上,该同志更进一步研究探讨文化问题,撰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该同志基于“人类进化是文化进化”的认识,提出了“文化进化学”的构想。     

必须划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是不是必然要发生错误?这是关系到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如何正确地认识、防止和克服错误,从而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皖春同志在《怎样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以下筒称第一篇文章)和《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以下简称第二篇文章)两篇文章中,不仅作了完全肯定的答复,而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群尽论证,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皖春同志在第一篇文章中说:“从人类认识的规律来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错误认识到正确认识,从不完全的认识到完全的认识,是一个曲折的     

《学灯》编发郭老诗稿的是谁?

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郭老诗兴勃发,成为一代诗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郭绍虞同志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说;“但我不敢掠人家之美,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时事新报》当过《学灯》编辑”。这是郭绍虞第四次表示否认自己是《学灯》编辑了。茅盾同志一九一九年也在《时事新报》做过编辑,据他回答笔者说,当时郭绍虞不在《学灯》编辑部,而是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