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兼论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的方法论原则

儒学的研究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只有知识性的儒学,而无实践性儒学的局面,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必须要对儒家伦理进行解构,儒学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人学理论,它不是一般的知识系统和逻辑架构,而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哲学;它有宗教、伦理、政治三者交融一体等特征.问题的关键是,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儒学的实践品质与宗教性的精神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立身处事的信仰支撑和德性.本文论述了如何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具体构想.     

儒家伦理思想与“三德”建设

儒家伦理思想庞杂,良莠杂糅。批判继承和发展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公民道德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儒家伦理中的仁爱、诚信和孝悌思想进行阐述,探讨儒家伦理思想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统称"三德")具有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要辨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不同意蕴。儒家伦理之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人文知识资源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儒家伦理既有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功能又有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的根源性优势之精神动源作用。     

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是以仁(人)为本的人生、社会哲学。儒家把仁与礼紧密结合,儒家德治实质是礼治,仁学实质是礼学。至宋明理学,形成了系统深邃的儒家“心性之学”。对儒家伦理哲学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见其中蕴含的具现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儒家的忠恕,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蕴含的爱国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儒家的中庸哲学,蕴含的追求真善美结合的理想人生社会境界;儒家重义伦理价值观,注重道德对人生、社会发展的作用,所有这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均有明显积极意义。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贺辞

去年年底 ,我院主办了全国性的“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 ,旨在探讨如何借鉴儒家伦理的优秀成果 ,以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内容 ,从而促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相承接 ,切实有效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近 40名专家学者 ,以 40余篇论文及更多的口头发言 ,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与会代表立足当代社会 ,放眼 2 1世纪 ,深入探讨 ,相互切磋 ,创见纷呈 ,对儒家伦理的精华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会后 ,我们又先后收到一些参予讨论的稿件 ,反映了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热忱关注。有鉴于此 ,本刊特辟“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专栏 ,将陆续刊发部分论文 ,以为推动这一极富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之芹献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应当借鉴儒家伦理优秀成果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应当借鉴儒家伦理的优秀成果。一是道德规范,儒家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族美德的论述在今天仍有现实价值;二是道德精神,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见利思义"、"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仁者爱人"等精神值得大力发扬;三是德育方法,儒家主张受教育主体进行自我教育应学思并重、反省内求、积善成德、慎言力行以及慎独;至于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教育方法,儒家重视身教示范、环境熏陶、因材施教、塑造理想人格等。这些都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区分"爱智"的西方哲学和"为道"的儒家哲学,认为儒家哲学的用功所在为"修己安人",其学问的最高目的为"内圣外王";儒家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其内容大部分不含时代性,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在现代社会,儒家哲学的最大价值所在和吕明儒家哲学的关键是"养成人格".进人21世纪之后,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传承儒家伦理以合理地组织道德生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程天理论的伦理特质

二程即程颐、程颢,是北京著名思想家,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尤其在儒家伦理哲学方面,其贡献极为突出,为具有高度哲学智慧的、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伦理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把儒家伦理学说推进到它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 天理论是二程对儒家伦理哲学的最大贡献。它开启了宋明理学新时代,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关于其理论的哲学成就,时贤论述颇多,作者在此所要着重指出的是它的伦理学意义,并尝试探讨其哲学伦理化和伦理哲学化,即哲学与伦理学紧密结合的内在逻辑,以略补学术界之遗缺。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略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生态消极因素

儒家文化中既包含积极的生态内容,也存在着诸如轻视科技、偏重伦理、脱离实践等消极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是天人合一的美好理想难以在中国的生态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近年来,人们热衷于挖掘儒家生态文化中的积极内容,而对其负面影响则轻描淡写,这是极为有害的。在当前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生态伦理学的建构不仅要包括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也应当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消极因素予以合理的批判,以促成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的产生。     

儒家伦理与传统医德

中国传统医学道德深受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在注重道德教化和崇尚纲常伦理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优秀医学道德,使得医家与儒家有着非同一般的亲缘关系。“仁爱救人”、“医乃仁术”便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体现。仁爱原则既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传统医德思想的核心。     

陆九渊"心即理"的一种读解

陆九渊在科举制度严重破环士人的人格,浮论虚说的学风盛行的时代条件下,为回归孔孟儒学之真精神,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心即理"要求学者收拾精神在内,以明得本心,也即明得天地赋予人心之"实理"。人们在实事实行中依理而行,才可谓通向圣贤之路。象山"心即理"命题提出了一种相异于程朱学派的心性理论,有其特色,也有其缺憾之处。     

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静定、立诚与格心

王阳明为了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体证工夫和施教方法.静坐即是他继"知行合一"学说之后,针对学者实存状况提出的一种证道入手工夫.静定工夫既需要"事上磨练"即社会人生的具体实践作补充,但其本身也可在默一澄心与省察克治等诸多方面同时双管齐下,以达到扫除私欲,直契形上本体的目的.为了使自己的立论更有经典的权威依据,王阳明还重新诠释了<大学>的有关章句或辞语,认为诚意乃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并将颇有认识论特点的向外格物逆转为更具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向内"正心".无论是深入心性本源寻找生命成长的主观动因,或是依据经典重新诠释以求客观印证,他最终的理想都是亲证亲历形上道德理境,使每一个体及人类整体的生命获得真实可靠的永久安顿.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

近年来,儒学掀起了“第四次浪潮”,鲁迅研究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很需要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如果用主流话语的“先进文化”概念来品评和衡量“儒家文化”,就能对儒家的“第四次浪潮”做出科学的评价:历史上的“儒学”固然有它的价值,但后来渐渐地落伍了,它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年,最终让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列强几百年,所以“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儒学复兴论”也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反响。     

论江南古典园林的人文精神

突出的人文精神是江南古典园林的精神内核：士大夫文人信守“儒”、“道”人本主义道德观,形成了强烈的操守意识,“内圣”的人格模式使他们在与专制政权融合过程中时时发生碰撞,园林成为他们净化灵魂、保持独立人格的一方净土。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隐归田园江湖成为文人古典园林的基本主题。     

修身与赤身：两种不同的处“身”理想——先秦身体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

人的身体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人文性,是为各种话语形态所建构的,是历史的作品。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基于自身不同的人文价值取向而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处＂身＂理想：修身论与赤身论。它们从身体出发思考人作为身体性存在如何确立自身独特的人文品格,共同反映了先秦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觉醒过程中人们自我塑造、自我超越的热忱与创造性。     

栗谷“为政-民本”观念中的儒家立场之特色

朝鲜实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栗谷开拓的实学思潮,渊源于儒家思想,但是又有着鲜明的理论特色。栗谷以其儒家立场从“为政—民本”的实学理论架构出发,拓宽出儒家政治道德意义里的为政之道,并显示出栗谷在这种意义中的论证所包蕴的儒家立场之实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