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并列四字格结构初探

在藏语词汇系统中有这样一种语言单位:它的结构形式类似词组,又不同于一般的词组。它不是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组合起来的,而是同一般的词一样,结构稳定、凝固,以四个音节并列定型化的独立形式,作为一个意义统一体储存于词汇系统之中以备使用。对这种语言单位,我们把它称为“并列四字格”,简作“四字格”。 “四字格”是藏语的一个重要构词格式,是创制词语的一个很常用的办法,它是藏语词汇向多音缀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藏语四字格可以有并列和非并列两大类。本文仅就四字格中并列的一类的构词构形的特点,谈点粗浅认识。     

湖北恩施话里的助词“得”

本文在对恩施话与普通话中助词“得”的用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考察了恩施话中助词“得”的特殊语法,归纳为十一点。     

面向命名实体自动抽取的朝鲜语人名结构研究

针对朝鲜语命名实体中人名的提取,从语法结构、上下文结构、语义结构等三个方面剖析了人名的语言学特征。首先,通过统计研究,确定了与人名结合较为频繁的几种助词组合作为人名初筛特征,同时提出仅与前一音节相关的助词形态变化的统一化方法,来降低构建自动抽取语料库时的标记复杂度。其次,通过常用称呼加上下文窗口的方式快速定位人名,提高人名抽取的准确性。最后,针对不同语境下的人名分类变化问题,提出细分化和提取建议。     

现代藏、汉语声调对比

现代藏语和汉语都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是藏语(拉萨话)和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组成部分。 但是,藏语(拉萨话)和汉语的声调,其调类、调值、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不尽相同。比较两种语言声调诸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特别是寻找其不同点,在语言教学中是有实践意义的。     

在表示起点上“に”和“から”的关系及区别

对日语格助词“に”和“から”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它们在表示起点时,在信息来源、租借、授受关系中的得到等场合可以互相替换。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在表示动作移动的起点时不能替换;在表示授受关系中的得到时,“に”和“から”替换后,说话者的心理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在表示起点上"に"和"ガぅ"的关系及区别

对日语格助词"に"和"ガぅ"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它们在表示起点时,在信息来源、租借、授受关系中的得到等场合可以互相替换.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在表示动作移动的起点时不能替换;在表示授受关系中的得到时,"に"和"ガぅ"替换后,说话者的心理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藏语拉萨话双音节词重音的实验研究

本文利用藏语拉萨话不同声调类型的组合设计了双音节词库,并对这些双音节词内部的韵律参数,包括音节时长、音高和音强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实验结果,得出了韵律词内部不同位置上的音节时长、音高和音强分布模式。最后对藏语拉萨话中双音节词的韵律节奏模式与双音节词重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实验结论也验证出藏语拉萨话韵律词重音一般位于词尾音节。     

论现代汉语助词的划分

0.0 现代汉语助词包括什么样的单位,可以分多少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多年来,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这种虚词包含三类:结构助词,时态助词,语气助词。这样的划分,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所提出的,在语法教学中已经推广了开来。推广的观点不见得必然合理,因而可以讨论。     

山东中西部方言的事态助词“了”

现在山东中西部方言事态助词"了"在用法上与今北京话有明显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在于现代山东中西部方言表达将然事态的变化存在"主观性将然"和"非主观性将然"两种语用功能的区分,表现在形式上前者用"了_3"来表示,后者用"了_2"来表示。比较带有明末清初山东中西部方言特点的文献《醒世姻缘传》中的相关语言现象,发现这种语用功能区分的出现和发展与山东中西部方言事态助词"了"在分布及功能分工上的历时变化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功能区分面貌的最终形成对山东中西部方言事态助词"了"读音形式的分化也有着重要影响。     

藏汉元音比较

本文从描写的角度,对藏语和汉语的元音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藏汉二者在元音的构成、元音的发音以及元音的功用等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和诸多差异,对藏语里的"ae、oe、ue"三个变化元音进行了分析。     

基于作格分裂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基础方言

敦煌文献PT1287是敦煌古藏文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关于该卷文书的书写地点和地理传承一直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但它到底作于何地,迄今尚无一致意见。基于作格理论,详细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作格分布,并将之与同时代吐蕃碑文和敦煌契约文书相比较,同时辅以现代三大方言的证据,发现它与碑文共同呈现典型的作格分裂格局,而与契约文书严格的作—通格系统不同。这种格局与现代卫藏和安多地区藏语所呈现的作格配列差异正相一致,从而证明它大概率是吐蕃时代在西藏写就,然后被携带到敦煌,而非由敦煌本地藏人写作。     

"得"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

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助词“得”字的历时演变,“得”表义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并且着重讨论了助词“得”生成的语法化诱因和机制:句法位置的变化,组合关系的变化,句法功能的变化,隐喻及词义变化,重新分析,类推,泛化以及语言的外部力量。     

英国衡平法探源

通过对12～13世纪早期普通法的衡平特征的考察,指出英国衡平法形成于14～15世纪,但萌芽于12～13世纪。这种萌芽为独立的英国衡平法的产生奠定了历史基础。     

汉藏语并列复合词韵律词序的类型学特征——兼论汉藏语语法类型学研究的一些认识问题

既往的汉藏语类型学研究多集中于句法,构词方面特别是复合词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汉藏语并列复合词数量众多、能产性强、词素顺序基本固定,是汉藏语构词的一个重要手段,成为区别于其他语系语言的重要特点。汉藏语控制并列复合词词素的顺序有语音和语义两个因素。其中,语音规则是形态标记,具有韵律和谐的显著特征,是由汉藏语语音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所规定的。汉语和藏缅语的并列复合词在构造上、语言标记上、演变上都普遍存在相同或相似的特点,通过汉藏语与非汉藏语的比较,能为语言类型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些旁证材料。     

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不仅表现为学理上的探究,还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以及中国哲学对其自身历史与原理的解释。按照中西文化交通史的内在节奏,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乃至整个西学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这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交互格义"以互为镜像为结果;第二阶段则是在理解与解释的前提下系统绍介、研究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准绳重新区分、整理、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建构学院化的现代中国哲学系统;第三阶段则是走出反向格义阶段,通过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重新诠释,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藏语拉萨话和汉语普通话(口语)代词的比较

藏语拉萨话(以下简称藏语)和汉语普通话(以下简称汉语)一样,代词都可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和疑问代词四类。本文就依此四类将藏语和汉语口语里的代词作一简单的比较。 (一)人称代词:藏语和汉语的人称代词基本上相同。列表如下:     

连动式与语法化

连动式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法结构,在汉语发展史上,使成式、处置式、体助词“着”和“了”以及比较标记“比”等的产生,可以说都是在连动式结构中进行的。以连动式为参照点来考察汉语语法化现象,使我们更深刻了解句法位置、结构形式对语法化的影响。     

论湘潭方言的助词

湘潭方言的助词大体分为两类:时态助词和语气助词,时态助词帮助构成动作的完成态或进行态,湘潭方言的语气助词数量比较多,表示的语法意义细腻丰富。本文通过介绍湘潭方言助词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来认识湘潭方言的特点。     

“数量词 名词”与“的”

“数量词 名词”结构中,多数情况下不可在“数量词 名词”间加入助词“的,”但有的情况下却可以。文章主要从量词的次范畴划分,对这一结构中能否加“的”做了描写分析,认为数量词和名词之间能否加助词“的,”除了取决于量词自身的一些语法、语义特点外,主要与量词在语义上跟数词、名词二者中谁结合更紧密有关。当量词与数词语义上结合紧密,以表示名词的数量时,一般数量词和名词之间可以加助词“的;”当量词和名词结合更为紧密,主要对名词起限定、描绘作用而不是重在计量,则数量词与名词组合时,中间不能加助词“的”。     

浅析德阳黄许话中的"咖"字

德阳黄许镇及邻近乡镇方言中常用词"咖"不同于城区的西南官话,具有丰富的语法功能和独特的语法特征,本文对其体现出的多种时体特征、作为结构助词和语气词的用法、以及在比较句当中的作用分别进行了语法分析.结合黄许的湖广移民史,从"咖"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黄许方言同西南官话、湘语及客家话等方言的一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