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编撰原则及其写作实践——以十年来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教材为例

十年来,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先后编撰出版或修订出版了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等数部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通用教材。这些文学史著作,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广泛吸纳了二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大量成果。每部著作,体例严谨,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它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铸就了今天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编撰的辉煌,极大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     

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侧议

中华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具有多样统一的特点.一般来说,目前流行的高校文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绝大多数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这一特点,所述内容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及少量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创作.亟须编撰尽可能真正再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原生态和民族特点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正确认识并解决好相关的理论问题是编撰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的前提.应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指导,从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切入点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及其流程,对古代少数民族的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口头创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基础研究和各民族文学专史的编写是综合性的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产生的必要条件.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我校部分博士生座谈《中国文学史》

我校部分博士生座谈《中国文学史》［编者按］自本刊开展中国文学史讨论以来，已收到不少读者来稿，就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其涉及到的我国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各抒己见。我们欢迎读者继续来槁参加讨论。六月十一日，编辑部邀请...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的近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它以文学现代性为价值维度审视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演变及其美学品格,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史框架,在写作视点、编撰体例以及文本细读上都有新的突破,是一本有着自己学术特色和价值的文学史著作。     

机遇、思路与方法——文学史研究与课程教学的对应思考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与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兴起于上世纪末叶的文学史研究热潮,不仅推动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更促发了革新文学史教学的呼声。在教学的总体原则上注意开放性与务实性的结合,在授课的思路方法上讲求全局性与偏重性的辩证,在具体问题的讲解分析上做到史料与论断的并重,不仅有助于革新文学史教学,而且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促成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在沉思中拓进——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本简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５０年代初,适应于高校中文系“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建设的需要,出现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影响...     

略论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本文认为,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不应仅是汉民族文学史,而应是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不应仅凭据古代的汉语文献,还要借助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借助于对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科研成果.本文还绍述了鲁迅、茅盾、朱自清、闻一多关于编撰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的一些精辟见解,并从神话资料和人类学分析入手,探讨了中国文学的起源问题.     

沉稳中的积淀与开拓——近年出版的女性文学史类著作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文学史类著作的出版再次呈现出一个高潮,截止到2007年底大约出版了10部左右,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编撰与书写思路：通史类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类别性的女性文学史书写和女性文学史类教材的编撰与出版。其中,《女性文学教程》有着比较突出的特色。     

就《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谈文学史的撰写

近年来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或倾向于资料考证和长编,或为社会思潮所左右,其学术品格处于迷失状态。《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以历史──哲学──文化为基础,以审美评价为指归,深入内部梳理中国文学史的审美发展历程,突出审美性的心灵感受,在“视界融合”中寻求开放性的审美阐释,为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新的思维取向。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

黄子平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及其背后的文学史观念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下新的语境中,对这一概念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作为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改造民族灵魂＂并不能敉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断层,而传统文学史分期至今仍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文学史作家并称刍论

本文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文学史上作家并称的现象作了宏观的审视,试图揭示其产生的根源并论述其作用与特点,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

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除了转换思想观念以外,改善学术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文学史研究不应该先有成见,然后去演绎这一成见,而应该先弄清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以及所以发生这些现象和事实的原因,然后才能正确地评价其意义和价值,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文学史研究所要做的工作首先应该是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然后才是文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鉴于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太重成见,太多想象,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倡历史实证的学术方法尤为迫切和必要.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