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与宋元时期杭州的说唱

本文将《水浒》内容与宋元时期杭州的说唱艺术作了比较分析，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施耐庵及其《水浒》与杭州说唱艺术的亲缘关系。     

《新水浒传》底本考

《新水浒传》是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基于《水浒传》日译本创作的现代小说,它开日本《水浒传》改写之先河,在《水浒传》日本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新水浒传》所据日译本即底本,至今不明。这导致相关研究缺乏可靠的文本支撑。从《新水浒传》文本的外部、内部可考,其底本为120回《水浒传》译本。各译本所据《水浒传》版本为：幸田露伴《国译水浒全书》的底本为《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书》,佐藤春夫《新译水浒传》的底本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上述两个译本是全译本,文本信息最为全面,是《新水浒传》文本生成的支撑性资料。     

金批《水浒》的曲笔与《史记》

李卓吾首先指出,《水浒》也是“发愤之所作也”。过了半个多世纪,金圣叹又进一步在《水浒》批文中,指出《水浒》是“托笔骂世”之作,而且把《水浒》与《史记》作了许多分析比较。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他对施耐庵和司马迁都极其佩服,称他们是“真正才子”、“非常之才者”,说施耐庵“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不独如此,金圣叹评点《水浒》,也用了许多《史记》的笔法。只要我们将《水浒》和《史记》的曲笔手法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对外矛盾与《水浒传》的生成与演变

对《水浒传》主旨的理解,长期围绕国家民族内部矛盾展开,出现过农民起义说、市民斗争说等著名说法。然而《水浒传》内涵厚重复杂,从它的生成和演变、阐释和传播、续书和改编来看,此书与对外矛盾激烈、民族危难深重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宋辽金元和明末清初的民族矛盾、明代倭寇长期在我国沿海杀掠,是《水浒传》生成与演变的特殊背景和内在推动力。《水浒传》在传播接受与改编续写活动中,不断培养民族忧患意识和朴素的统一战线情怀,弘扬民族"忠义"精神。这部文学经典的民族立场和民族忠义倾向,是其重要题旨。     

论《水浒传》的抒情艺术

《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虽不特以抒情取胜,但高超的写作手法让浓郁的情感贯穿作品始终。如以悲剧的艺术形式造成强烈的抒情色彩;给大量人物冠以传神的绰号;饮酒被作为抒情手段和表达主题、塑造人物不可分割的部分;善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等。水浒独特的抒情性从多方面感染着读者。     

《水浒传》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产生的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伟大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把从南宋到元末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有关水浒故事集中起来,赋予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成为封建社会文学的一个高峰。     

甘作附庸为何来?——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续作现象的探讨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自《水浒传》之后,开始出现续书。如果说《金瓶梅》尚不能算作续书的话,到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荡寇志》)出来,让《水浒传》中全部人物(或未死人物)继续活在他们的笔下,按着这些新作者的意图继续演出一出出的活剧,这便是真正的“续作”了。自此后,竞相效尤的各种小说“续作”便源源不断地问世。可以这样说,只要一部著     

“混沌乾坤”是如何造成的?——《水浒传》气候、地理描写错误问题新探

《水浒传》在描写长江以北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时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当与《水浒传》脱胎于民间说书有一定关系。受口头文学叙事惯例的影响,说《水浒传》的艺人习惯于采用程式化的韵文套语来描写气候风物,这样就难免会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至于其地理描写的错误,则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有关。《水浒传》的集撰者为了将各地流传的宋江故事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意选择了以山东梁山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吸聚其他地区流行的好汉故事的做法,这样就难免要做一些地理方位上的腾挪或改变,而不管其是否符合实际的地理状况。因此,对于这样一部基于口头传统、累积聚合而成的英雄传奇,似乎不宜以考证的眼光审视其气候与地理描写存在的错误,也不宜以此作为实证的材料来证明其作者是一个不懂江北气候、地理状况的南方人。     

论《水浒传》叙事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文学作品评点中的叙事概念与其他艺术概念具有文化的同源性和共生性。《水浒传》评点叙事概念借鉴其他艺术门类概念只是一个表象,它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水浒传》其创作中叙事技巧的成功运用,在叙事空间性概念,叙事间架概念、叙事一线穿的气势连贯,叙事的章法概念方面进行研究,探讨《水浒传》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叙事方法,展现我国明朝时期小说叙事的艺术技巧。《水浒传》融有中国建筑结构意识和文化特点,代表了中国明清小说创作的本质规律。     

《水浒传》的陡转艺术

本文认为陡转艺术是《水浒传》创作中的一大特色。它对制造情节波澜、表现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都起着重要作用。《水浒传》中的陡转艺术是以信息输入为基础的,同时辅以巧合、失误、虚写、闪入和偷笔等其他艺术手法。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陡转艺术的运用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美学课题。     

明代社会思潮与《水浒传》的接受

明代中后期的经商思潮和人性思潮是封建社会的新生事物,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水浒传》的接受过程中也烙上了影响的印迹。主要表现为:《水浒传》的接受者对义与利关系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对小说中的理学倾向及儒者形象进行讽刺批判,反对虚伪的礼教,倡导真实自然的人性,以及禅宗思想和对《水浒传》趣味性的高度评价等四个方面。     

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的发展特点及研究意义

本文首先总结了清代北京地区说唱文学发展的初期、中期、后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认为清代的说唱文学处于我国说唱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传承了许多具有地域性的曲种,艺术形式上发生裂变与整合,节目流派纷呈,名家名角辈出。在清代中期和后期,北京的说唱文学发展尤其具有时代特点。此外,文章还归纳了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研究的五点意义。     

鼓子词与话本是“说唱”的吗?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鼓子词与话本都是有说有唱的说唱文学,而主要依据就是《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与《刎颈鸳鸯会》两篇作品.然而,这两篇作品是“合并而成”的,因此无论是从鼓子词与话本本身看,抑或是从众多的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看,鼓子词都是只唱不说的,而话本则都是只说不唱的.如果要笼统地说鼓子词与话本是说唱文学是可以的,但要说它们都是有说有唱的说唱文学,却是错误的.     

略论清代北京的说唱艺人

本文以子弟书文本为依据,主要介绍几位清代北京的说唱艺人,包括推陈出新的子弟书艺人石玉昆、郭栋儿,以及单弦艺人随缘乐等,从中可以管窥清代京城说唱艺人的表演艺术、演出盛况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对说唱艺人的态度、评价。     

论歌唱艺术的声情并茂

歌唱的声音与生活中的自然讲话声音有区别,也有联系。作为艺术的歌唱,首先要求声音要准确到位,音色、音区应用自如,才可能论及其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声音是歌唱的基础,情感是歌唱的灵魂。只有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才能使作品蕴含的丰富多样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声情并茂的最佳表达效果才是欣赏者听觉审美标准的要求,使歌者和听者达到情感的交流和共享,使歌唱艺术显示出永恒的魅力。     

清代北京市井文化中的休闲尚趣之风

本文梳理了“市井文化”的简单发展脉络,并从流传于清代中晚期北京地区的说唱文学作品,如子弟书、岔曲等,分析当时京城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风气,即休闲尚趣之风,从中体现出独具特色的京城文化品格。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gents in promoting peace processes: business people and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re individual businesspeople who operate as policy entrepreneurs willing and able to influence peace processes in conflict areas? The literature on businesspeople as policy agents shifts when talking about peace processes, focusing on group level activities and ignoring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agents. We argue that rather than regarding businesspeople as a traditional interest group, we should consider the approaches to promoting change that strong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adopt as policy entrepreneur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enior Israeli businesspeople and decision-makers, we demonstrate how strongly motivated Israeli businesspeople promote peace as policy entrepreneurs. We identify their motivations, goals, challenges,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us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motivated by economic profits, businesspeople undertake activities that may prove very beneficial to both themselve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农村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公平建构与公平逻辑

本文以当代农村的调解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同的情境中,纠纷的公平解决是如何达成的,以及背后遵循着怎样的公平原则。本文发现：维持人际关系延续的调解目标,调解人的角色定位、道德背景及其权威性,调解过程中包括上门调解等多种调解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以及符合农村社会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公平提案等,是影响纠纷调解协议即公平达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关系维系、公平的关系性以及综合性等,是中国农民公平观的重要特征。     

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的调查与评估

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中,以饮食、手工艺、节庆、乐舞百戏、体育娱乐、宗教、节日、文学等为代表的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的资料具有总量丰富、佚失较多、分布不均、详略及显隐差异大、价值各有不同的特点,这为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具有多样性、多源性、开放性、历史性,并且具有现实性和可利用性。对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利用的基本途径是使隐性文化显性化,关键是要选准载体,即旅游与西安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尽可能采用产业化的方式,并且要做到形式与内涵并重。     

论媒介批评效果的发生及其条件——以《人民日报》等媒体对“非诚勿扰”节目的批评为例

＂非诚勿扰＂栏目是江苏卫视打造的一档新派婚恋交友节目。该节目开播之始,围绕节目内容、道德取向、文化内涵等在各种媒体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评论。在节目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监督范畴的媒介批评始终顽强地存在着,并以价值评判和理论鉴别的方式对该栏目的每个元素进行评说,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对大众传媒有效规制的作用,显示了媒介批评在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