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於硎”解》质疑

谢质彬先生对《庄子·养生主》的“新发於硎”提出了新解(1)。谢先生认为,“发”应解为“开”,“硎”借为“型”,“刀刃若新发于硎”就是“刀刃象刚从模子里取出来一样”。笔者认为,谢先生的新解,无论从句意来看,还是从上下文意来看,都是难以成立的。既然谢先生训“发”为“开”,训“硎”为“模子”,译“於”为“从”,那么,“新发於硎”,就是“新从模子里开”。这显然不成话。大概谢先生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不把“发”字译为“开”,而译为“取出来”。而“开”和“取出来”根本就不同义。     

文艺创作的审美化与理想化

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也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生活美与艺术美加以比较提出的这“六个更”,概括为一点就是更美.这不仅是艺术与生活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和文艺创作的美学原则.这“六个更”既坚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生产“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又把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特点和要求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创作说到底也是一种生产,但是它与一般的物质生产不同,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艺术生产的突出特点是把文艺家主体的审美意识(诸如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感受、     

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典论·论文》理论意义再认识

将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问题作为整体理解,并将它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来认识,不同意学界将《典论·论文》看作“文学的自觉性的表现”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作不同质的理解,认为“文学的自觉”在本质上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典论·论文》是“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也为“文学的自觉”揭开了序幕。     

对话性的“问—答”原型与《论语》对话性的跨文化探析

对话性是现代跨语言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对话性是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普遍性源于中西认知、思维及语言交流共同的“问—答”原型,而两种文化对原型要素的不同彰显塑造了不同的对话形态.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录》作为中西文化的经典,以独特的言说方式诠释了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的对话性观念.从“问—答”原型与其衍生关系对《论语》文本对话性结构进行跨文化探析,它所彰显的独特主体间关系、知识传播方式、思维模式及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得到了新的解释.     

坚持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正>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指导准则,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针,然而长期来,它并没有得到正确地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中,以“政治”取代艺术,否定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前些年,有的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贩卖人道主义之类货色,把一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伟大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也当作极“左”的东西给否定了.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毛泽东论艺术美

<正> 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劳动创造了美”.这是美学史上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它向人们昭示,美是与人类自觉、有目的和能动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卓有成效地解决文艺创作和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致杨绍萱、齐燕铭》和《致陈毅》等光辉论著,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艺术实践在     

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再论分析美学的“艺术本体论”

在当代分析美学系统当中,艺术本体论的最基本的分殊就是单一艺术与复合艺术的区分,由此形成了“类别与成员”、“种类与实例”和“类型与殊例”的不同划分方式,其中“类型与殊例”之分最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学家又开启了从“活动论”角度来阐发本体论的思路,三种代表性形态分别是格里高利·卡里在《艺术本体论》中提出的“活动的类型”论、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在《艺术作品与艺术世界》中提出的“活动的对象”论和大卫·戴维斯在《艺术作为施行》中提出的“施行的活动”论.尽管艺术本体论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内在逻辑结构,但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艺术自身作为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的语境,由此难以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本体论.     

谈《杨修之死》的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对于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主题思想,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艺术典型,都离不开它.那些具有不朽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一般都是以其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描写而流传于世的.《杨修之死》中的细节描写就是如此.它在展示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均具有较好的美学效果.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乐器起源与发展之断想

作为音乐艺术的工具,乐器具有与其他产品不同的特性.乐器的演变与发展,不能超出艺术实践特定的范畴,不能象其他产品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日新月异.这并非说乐器是不变的,只是它的演变过程往往间以相当长的相对稳定期.本文将"乐器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这一命题放在乐器史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从乐器的发展史与音乐艺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来重点把握.研究证明,通过演奏乐器而产生的优美音乐,对人类智力发展和身心健康均有明显裨益.乐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是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明财富.     

活生生的变色龙——《变色龙》典型塑造琐议

契诃夫短篇小说《变色龙》,颇受好评。但论者往往忽略这一短篇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即塑造了活生生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典型形象。而这一点,无论是小说评论,还是小说教学,都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塑造艺术典型的要义是要写出活生生的鲜明的个性来,写出“这一个”来。可以说,没有个性就没有典型;没有鲜明、生动、独特的个性就没有成功的艺术典型。个性,是作品提供的人物所固     

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描写

<正>在文学作品中,细节描写是刻画性格、塑造典型的有效手段.茅盾说过:“善于描写典型的伟大作家不但用大事件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茅盾:《关于艺术的技巧》)李准说得更具体:“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真实的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达到典型化的重要手段.”(李准:《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他》)可见艺术的典型化,离开了细节描写就无法进行.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小说的艺术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毛宗岗肯定《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小说情节的审美魅力,既在于犯而能避,“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又在于变化莫测,“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坚持“虚实相生之法”,分析《三国》写人叙事,“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毛宗岗还通过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肯定《三国演义》为古代“第一才子书”,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实践的普遍性是实践成为真理标准的内在根据

哲学教科书在真理标准问题一节里大都引用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但在论述时(包括有影响的哲学专业教材)却只对实践的直接现实性作了论述,认为实践成为真理标准只是由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决定的。关于实践的普遍性却弃而不谈。我认为:抛开实践的普遍性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正是实践的普遍性是实践成为真理标准的内在根据。     

既是阶级典型 又是思想典型——阿Q形象试论

《阿Q正传》问世六十年来,在中外文坛上引起广泛反响,阿Q的形象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被公认为卓越的艺术典型。然而,关于阿Q是个什么典型形象的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意见中最大的分歧莫过于阿Q是阶级典型,还是思想典型。或者说,种种意见概属于两类:“革命农民”,“二流子”,“落后农民”等等论者,均视阿Q为阶级典型;“复合体”,“精神寄植     

试论作为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面重要旗帜。而“陌生化”作为一种手法具有艺术的普遍性。海明威可能并没有直接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 ,但他的艺术创作不可能避开一般艺术手法的运用。他的《老人与海》巧妙地体现了“陌生化”手法 ,从而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不朽之作。文章试图从该艺术手法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探讨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     

“普遍的德国典型”

“普遍的德国典型”,是思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一八九○年六月五日)》中提出来的。他说:“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11页) “普遍的德国典型”,在这里具体指的是这样一种性格;胆怯、狭隘、束手无策和毫     

关于典型的阶级性问题——与蔡仪同志商榷

典型问题是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最近,蔡仪同志在《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一文中,就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又引起了进一步的讨论。蔡仪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了哪些论点呢?首先,他认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的所以是典型人物,不仅是个别和普遍性的统一,而是以鲜明生动而突出的个别性,能够显著而充分地表现他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这个“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蔡仪同志称为典型性格的基本之点,也叫“性格核心”。     

试论思维掌握世界的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写道:“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一精神的掌握的。”这个思维着的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是指政治经济学掌握世界的方式,它不同于从艺术上、宗教上、实践一精神上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从德文原文看,“艺术的”、“宗教的”、“实践一精神的”是三个并列成分,作为形容词共同修饰名词“掌握”的。而政治经济学掌握世界的方式,同哲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对世界的掌握是一样的。因此这里谈的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思维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一精神的掌握的方式。     

《将军吟》的悲剧特色

莫应丰同志的长篇小说《将军吟》,是一部较完整地反映军内“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悲剧.悲剧问题,是个文学理论问题,也是个艺术实践问题.作为一次悲剧艺术实践,《将军吟》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曲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艺术经验.作者一九七六年“冒死写于文家市”,这就表明,当“四人帮”还在横行、“文化大革命”仍作为喜剧续演着的时候,他就反其道而行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这幕政治悲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