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思潮及其启示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其理论因子来源于"中体西用"论以及国粹主义思想体系.出于时代的焦虑和"西方的没落",东方文化思潮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应运而起.它主张以东方文化之长解西方文化之弊,力图为中国寻求一条超越西方模式的健全的近代化道路.虽然东方文化思潮有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但它在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的转型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宝贵的贡献,对当前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再论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艺观

学衡派是"五四"时期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昌明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但它在"昌明国粹"的同时也主张"融化新知",会通中西文化,这是人们一向忽视的。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

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在社会背景、民族激情、文化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关系。同时,论战思想家个体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接受,时代语境间亦不乏主动或被动的渗透与选择。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述评

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原因。在中西文化关系上 ,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中西互补论、新旧调和论、文化发展交替论三种观点。提出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淘洗筛选 ,整理刷新 ,以适应时代需要的主张。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有独到的见解 ,亦有偏颇谬误之处 ,应一分为二分析评价。     

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述评

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原因,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中西互补论、新旧调和论、文化发展交替论三种观点。提出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淘洗筛选,整理剧新,以适应时代需析主张。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有独到的见解,亦有偏颇谬误之处,应一分为二分析评价。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刍议

世界文化的划分因其角度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其中较为直接的一种划分是将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这是因为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东方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属于罪感文化。究其原因,这两种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东方耻感文化根源于儒家思想而西方罪感文化根源于基督教之“原罪说”。     

'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特征与趋势

中西学术界有关“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旨在通过研究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思想,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前期研究确立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当前的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表现出下述主要特征：　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出发,对西方现代主义中的东方元素作文化研究;揭示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对东方元素的解读表现出显著的超越意识。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将孔子学说与先秦所谓显学的儒、道、墨、法四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孔子确定为诸子之中的一子;代表他思想的不是《论语》,而是"六经";四家所谓显学与孔子学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侧重强调了孔子学说中的某个或某些部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诸子学说的求同,而不应该只是求异.     

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构成其思想体系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统文化,他一方面主张解构儒学意识形态,主张汉字改革,批评旧医的不科学性,这些与新文化运动的取向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他本人对于孔子抱以极大的尊崇,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情有独钟。对于西方文化,蔡元培特别强调学习欧洲文化中的科学观点,所谓"欧化"就是"科学化"。学习西方文化最要紧的是"择善",择善的标准并无中外之别;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欧化",也非保存"国粹";中西文化接触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消除冲突。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北大学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东方儒学成为东、西方共同瞩目的研究对象是在当代的事 ,然而东方儒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概念的成立 ,却是有着深厚的全球文化背景和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无论从东、西文化的差别 ,东方文化的不同类型 ,以及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圈内各国所受到儒学的影响来讲 ,儒学都应该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今日的儒学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层面 ,它经历了近代以后东西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和 ,经历了东亚一些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以及文化的觉醒而得到新生 ;在内容上 ,它包容了东方以及东方学在地理、政治、经济 ,乃至民族、文化、文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等多方面的内涵。当代东方儒学的复兴 ,给我们作为儒学原发地的中国 ,对于儒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及儒学研究的发展 ,都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长江三角洲文明化进程中刻符与文字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经夏商湖熟、马桥文化,到两周吴越国家的形成,经历的是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文明化进程。在此背景下,陶器刻划符号和文字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特点。新石器时代良渚刻符是长江三角洲史前符号发展阶段最进步的水平;此后马桥文化刻符却并非良渚刻符的后继,而与中原夏商文化有了初步联系;至两周时中原铭刻文字进入该地区,取代原有刻划符号而成为当地的先进认知系统。刻符与文字的这一发展历程,与其文明化的步伐相一致,是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知识与道德的安顿——《论语》论“学”的内在逻辑线索探微

知识与道德何者优先、如何安顿的问题,中西价值取向不同。一直以来被忽略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正是贯穿于《论语》论学中的一条内在逻辑线索。孔子虽然承认道德价值的优先性,但并不像后儒所理解的那样以道德价值否定知识价值。在孔子那里,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既分立而自足,又内在地融通为一体;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既为共存关系,亦可能在现实的境遇中趋向对立;正确把握知识接受与德行训练之间的权重与互动关系,则可以使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皆有安顿之所。孔子的思想被后儒片面地加以取舍,以道德取代知识成为学之主流。于是,知识价值被淹没在对道德价值的过度张扬中,故而引发了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阻碍科学理性的批判。还原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不但有正本清源之功效,亦可以为消除当下存在的道德价值被知识价值逐渐消解之偏弊提供有益的思路。     

唐君毅对孔子精神的解读

唐君毅一生以弘扬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为己任,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之背景下,积极参与和推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阐述了孔子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之异同,对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学之精神价值进行了理性的诠释,从而彰显了孔子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