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到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间,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主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习惯、礼与中国法的起源

中国法产生的具体途径及确切时间,以及使二者相对应是中国法起源研究的着力点.结合文献资料、传说和河南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认为中国法起源的途径是:由原始习惯到礼,然后经过对礼的筛选过渡到法;其时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也即公元前2400年左右.     

礼文学正名、祛惑与有关原则

说明什么是礼文学,历代礼文学众多作品的客观存在不容否认,长期以来存在的解读历代文学作品时发生的礼类错误应该引起关注,对礼与情的关系应有恰当的理解,并指出解说礼文学必须坚持的原则:对礼文学作品创作背景、作者、作品主旨以及主要内容的解说-概求真务实。     

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

在具体的礼典仪式中,无论是礼器,还是礼的仪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它是构成践礼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单方面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王阳明心学修养论的架构与价值

王阳明作为中国古代心学的集大成者 ,其心学修养理论 ,详尽而系统地阐述了道德养成中知、情、意、行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特别是在道德养成的高难环节 ,即道德的自律与践行两方面畅发其意 ,赋予了主体巨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抓住了道德养成问题在理论上的重点和实践中的难点 ,其心学修养理论具有不可移易的超时代的价值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

朱子的工夫论是通过"格物"探求天道,希望由此得出道德律令指导行为方向,以"格物"为因.王阳明"格物"义则是在自律道德中,通过本心发出道德律令,在此中,行为由良知伸展、遍润而得以正,换言之,以本心为主,以格物为果.     

乐之境--王阳明"乐"思想研究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乐”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心灵经历艰苦磨练的亲悟。本文认为王阳明所说之“乐”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同一,是人的基点、人的追求和人的归宿的同一。王阳明的“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生命的存在与本质,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灵的恬静与和乐。     

对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再诠释

"心外无物"是我国明代哲学家、政治家王阳明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对这一论题,后来的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观点,从意念和现象的角度对心外无物进行再诠释,就会发现,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有着特殊的含义:物是意念中的物,是认识与物自体的再创造,是存在于人的意识领域的物,是现象界里的物;心是物的存在域,也是物产生的源泉。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

1904～1905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几部阐扬阳明之学的论著,将王学作为转变其新民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1904年后的新民学说中,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放弃了以前输入欧美文明以铸造国民"公德"的思想.梁氏以对"新学青年"私德之批判,将新民学说的矛头对准其论敌革命党人.同时,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对他的影响,等等,也是他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的原因.     

阳明学者的良知与知觉之辩——以聂豹与欧阳德、王畿的争论为中心

在阳明学者中,关于良知与知觉之辩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致思路 向。一种以聂豹为代表,主张良知是未发之中,知觉是已发之和,由知 觉转向良知本体。一种以欧阳德、王畿为代表,主张良知既是未发之中 ,亦是已发之和,从知觉处见良知。双方互相指责,聂豹认为欧阳德、 王畿从知觉处见良知,易出现义袭逐物之弊;欧阳德、王畿认为聂豹由 知觉转向良知,易出现向内禅定之弊。双方固守不同的支援背景,都认 为遵循阳明致良知学的理路,实则聂豹遵循朱子学体用二分思维方式, 走立体达用路径;欧阳德、王畿遵循阳明学体用一源思维方式,走即用 达体路径。     

罗钦顺与王阳明学术论辩述评

王阳明提出《大学》古本问题,给自己的观点寻找经典依据,又作《朱子晚年定论》,提出朱子晚年折从象山说。作为明代中期朱子学代表人物的罗钦顺,与王阳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还涉及王阳明的理论核心“良知说”。     

"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试论"兴"与"移情"之差异

“兴”和“移情”的审美境界都是情景交融、物我同一。但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其一,主客体之对立、二分与“身与物化”、“天人合一”的不同。其二,物我关系的对立与平等的差异。其三,客体之生命情感的有无。     

王梵志、寒山佛理劝善诗的异同

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最青睐、擅长佛理劝善诗,且佛理劝善诗亦最能体现他们的创作特色。王梵志的佛理劝善诗,主要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寒山的佛理劝善诗,更多具有文人化倾向,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仅认定王、寒两人同属唐代白话诗派,而对两人之间的细部区别不加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