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的盗匪与地方社会——一种"非法"武力权势的形成

民国初年广东盗匪力量进一步发展,通过"兵匪流动"、"藉匪自救"等途径,盗匪集团依靠武力在地方形成了小范围的割据,甚至公然挑战或排挤政府、军队在地方社会的"合法"权利,演变为一种实际上的地方权势,成为广东地方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盗匪权势的形成是民国初年地方社会武力化的一种表现,其从边缘到中心的社会流动过程,对地方社会权势的多元化影响明显,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动荡.     

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

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有大量武器,这是晚清以来社会动乱、政府控制力减弱的结果。民国以来历届广东政府都力图对民间武器加以管制,但收效甚微。商团事变发生后,政府颁布一系列加强管理的法规,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民间武器泛滥的情况。民间武器的大量存在使广东的盗匪问题更加严重,使地方社会进一步武力化。这个问题为我们认识民国初年广东以至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西江缉捕权风波

1907年广东各界维护西江缉捕权的斗争,是广东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一件较有影响的事件。西江缉捕权之争直接源于广东西江一带的盗匪问题,是一场由内政不治引起的外交风波。由绅、商、学牵头的社会各界的奋起抗议,在表达自身爱国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之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盗匪问题表达了改革内政、要求切实地方自治的政治主见,但却难为当局所接受。西江缉捕权风波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统治的危机。     

金融资本化趋势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民生基础;金融资本化使中国经济的权益结构和制度框架发生重大变化;金融资本化进程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资本化进程改变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并产生新的制度需求;资本化趋势下社会关系进一步市场化,有助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金融资本化将推动中国法治化进程;金融市场的安全问题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     

改革后腐败呈现严重化趋势的原因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腐败在改革后呈现出严重化趋势的原因 ,尤其值得我们研究。从一个前提 ,即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四个基本方面 ,即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法治的落后和思想意识方面的症结 ;系统地全面地探讨这一问题     

老鼠与猫:1780年广东盗案研究

明清时期,广东的富裕与其独特的滨海位置密不可分。由于民间海上贸易兴盛,朝野皆视广东为多盗之地。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揭开的番禺老鼠山盗案,至少暴露了乾隆时期社会的两大弊病,一方面是沿海贫民竭力冲破政府禁令出海谋生求富,沦为盗匪;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吏(兵)借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乾隆盛世潜伏着的各种社会危机已在悄悄涌动。     

龙济光与清末民初南部边疆的稳定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云南、广西、广东等南部边疆省份频遭列强入侵,以致盗匪横行,社会更加混乱。龙济光无党无派,奉行国家主义,反抗外来侵略,清剿盗匪,镇压革命党活动,被清末和民初中央政府所倚重。从革命角度而言,他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但从民族国家利益而言,他积极维护南部边疆稳定,是值得肯定的。     

男女平等的制障因素与实现路径——1996～2006年社会党妇女国际历次会议关于男女平等的探讨

1996～2006年的10年间,社会党妇女国际通过一系列会议对男女平等的制障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贫困的女性化、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催生的劳动力国际流动的“悬崖效应”等严重制约了男女平等的发展。社会党妇女国际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采取改善妇女经济困境的整体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提高妇女的资源占有份额和政治参与能力;运用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整合人类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男女平等。     

广东地方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地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向世界、向全国呈现了一个社会稳定、绿色生态、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健全与发达的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和谐广东。广东地方社会建设先后经历了"顺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时代来临打牢基础"、"以法治广东为目标,全面振兴社会建设"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建设和谐广东"三次跨越式发展。     

试述红枪会的组织源流

<正> 红枪会是民国时期活跃于河南、山东、直隶等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陕西部分地区的乡村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二十年代曾一度掀起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以及军队、盗匪骚扰劫掠的群众性武装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党项宗族与封建化进程探析

封建,是一种社会性质,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成熟和发展,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行政机构中严格的隶属和等级关系、礼乐的制度化;也促进了文化的成熟与发展,表现在佛教和儒教广泛传播及其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上的封建化成为党项封建化过程中与经济封建化同样重要的社会封建化的内容。而在党项的历史上,是以姓别为部落,因而宗族就成了构成党项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本文就是在部落宗族的层面上论述党项的封建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化。     

“广东社会安定与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

1990年3月3日—5日,广东社会学学会与江门市的社科联、市委党校、五邑大学、教育学院,在江门市联合举行了“广东社会安定与发展理论研讨会”。现将其中讨论的两个问题介绍如下: 一、必须重视广东社会基层政权建设与会同志认为: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稳定。社会基层组织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基层政权建设的状况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安定与发展密切关联。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建设较好或基本正常,这是主流,但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土地山林管理失控、计划生育不落实、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等,直接或间接地潜存着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盗匪与川东教案

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最多最严重,其所以如此,"盗匪甲于天下"的环境是一个问题。"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情形可能对多盗匪之环境的生成产生某种示范效应,而山水屏障、会党潜滋、盐枭猖獗和邻匪加盟的形势更"优化"了此种环境。     

嘉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复兴的社会根源

嘉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的复兴 ,源于当时广东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变化。人口剧增 ,导致农村出现剩余人口 ,从而为天地会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土地兼并严重 ,剥夺了农民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依靠个体力量谋生的权利 ,使天地会复兴有了经济上的可能性。而保甲制与宗族制被削弱 ,致使社会控制弱化 ,为天地会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     

科技进步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探析

广东要建设经济强省、科技强省和文化大省,而县域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城乡发展不协调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县域科技提高广东县域经济实力及工业化水平、补足发展后劲在新的发展过程中显得更为迫切。     

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目标是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精神文明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的民主化表现为制度文明;精神的文明化表现为精神文明。因此,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并最后落实在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新人方面。     

论社会主义是自觉发展的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自觉的目的建立和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自觉发展的目标是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精神的文明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现代化表现为发达的物质文明 ;政治民主化表现为先进的政治文明 ;社会精神文明化表现为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发展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 ,并最后落实在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新人方面。     

官绅互动与地方救灾:明代潮州的自然灾害应对

明代潮州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同时,盗匪的盛行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也日益加剧,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由于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潮州社会中后期有两次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变冷使得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显著增加,其中尤以水灾、旱灾和风灾为多,并且危害也日益严重。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当地社会阶层积极应对。在救灾过程中,潮州的各级官员与地方士绅大多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