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论李大钊"第三"文明之说

人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时候,不是批判文化民族主义就是怜惜文化自由主义,不是抬高救亡贬低启蒙就是只看见启蒙而不见民族危机.本文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说明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恰恰隐含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他的"第三"文明之说有点理想化,但是在文化层面上却为中国近代社会指出了另一种发展道路.     

科学地认识“五四”的时刻到来了

有人认为,“五四”本是启蒙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双重变奏”,结果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断。此说然否?且听王元化论分详。     

鲁迅“立人”教育观及其思想渊源

鲁迅的教育思想谱系中,"立人"是核心的内容。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大背景下,鲁迅以"人"的自身建构为主题,力图唤醒个人意识,解决长期在封建制度压制下的国民性格问题,是十分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教育思想。鲁迅的"立人"教育观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启蒙新潮和西方文化资源中的合理成分,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论五四运动与中外文化的交融

五四运动从宏观上考察,可以说是集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文化革新于一体的伟大的民族觉醒运动。它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和民主与科学的火炬,在中国人民革命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谱写了划时代的篇章。五四时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壮观的中外文化交融的高潮。外来文化如滚滚浪潮.汹涌而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如痴如醉地迷恋     

“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兼论中国现代革命和历史的时代精神

爱国救亡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和根本背景。围绕这一基本课题的解决,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作出种种不同的探索和努力,它们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性质相异的革命阶段和历史分期。从1915年9月到1921年7月(即通常所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一个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过渡作出思想准备和理论创新建构的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的解决具有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特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往往以“科学”和“民主”最为关注,视为唯一的标识。不过,由此而来的理论研究又同时表明,“科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

一、启蒙,一个在近代中国被救亡声浪淹没了的时代主题 戊戌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始发站。经历了西学初步洗礼的中国知识者,在他们的深层意识中已日益感到:撼醒麻木中的国民是在“物竞天择”的无情的自然法则面前走民族自救之路的第一步。但是,一张列强虎视耽耽的《时局图》,一种迫在眉睫的亡国无种的现实威胁,不容迟延地把他们牵引上了“公车上书”之途。虽然,在众多知识者的脑海里,同时翻腾着变制救亡与启蒙“新     

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给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带来空前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经晚清维新主义者大力发明,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推向高潮。总结该观念的历史巨变,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它表明近代中国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思潮,是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别具一格、不无另类的一道风景;其三,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显然,这些启示无论是对认识"夫妇之伦"观念的变革,还是对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

讨论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问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二是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兴盛时期的错位。正是这两点给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心灵困惑。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潮层次论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潮层次论周辉湘纵观中国近代思想界起伏波澜的发展史,爱国与启蒙两大主题十分显目,就两大主题比较看,爱国思潮始终处于高涨状态,启蒙思潮服从和服务于爱国思潮。爱国主义思潮持续高涨,不仅与中国近代民族矛盾的外部环境有密切关系,也与它内部结构...     

关于五四运动意义的文化分析

从历史的表象看，五四运动无疑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此，认为五四运动仅仅是为了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或者仅仅是诉诸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涵盖历史本身。当然，说五四运动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两重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对等的地位，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的主题。从文化系统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条件看，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启蒙是服务和服从于救亡的。因此，在五四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说虽然全面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重意义，但把二者并列对等起来是不甚妥当的。本文认为，可以把五四…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浅谈吴耀宗的爱国与爱教

吴耀宗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界的杰出人物,青年时期是一个理想的唯爱主义者。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顺应现实,放弃了非武力的唯爱原则转而支持武力抵抗,并投身救亡运动,是在现实中达到了爱国与爱教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