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阈下的政党能力论

政党能力标志的是政党履行职能的主观条件,也是政党素质的外在表现和实践形态.政党能力作为政党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和政党发展的核心驱动,其科学内涵既可以从生成机理、价值指向、内容结构、本质特征、实践机制等自身要素予以认识,还可以从政党建设的价值取向、政党性质的表达机制、政党执政的系统保障等关系要素予以把握.综合性是政党能力的基本表征,科学性是政党能力的第一要义,实践性是政党能力的本质特性,有效性是政党能力的价值所在.确立政党能力的科学概念,总结政党能力的建设经验,深化政党能力的理论认识,把握政党能力的发展规律,构建政党能力的提升机制,是政党能力增量发展以及政党效能质化提升的基本进路.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社会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双重超越：基于主次双重范式的分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内容十分丰富,它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多党合作范式和民主党派内部的良性竞争范式。其中,多党合作是主范式,民主党派内部的良性竞争是次范式,次范式服务于主范式。与西方政党政治相比,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合作”与“竞争”两个范式上都具有优越性。在合作层面,长期稳定的多党合作超越了西方政党政治中常见的短期有限合作,它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主线,而非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利;在竞争层面,民主党派内部的良性竞争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它超越了西方政党之间由竞选体制催生的恶性党争与否决体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世界的制度贡献,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     

从多党竞争到多党合作——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考问与当代考量

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曾经选择过西方竞争型多党制,也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尝试了两党制,还建立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一党制,尽管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但是,历史早已确凿地证明了这些政党制度并不适合于中国并且都遭到了中国历史的淘汰.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独具中国特色.故此,当前我们需要坚决抵制和回应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冲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政党权力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政党权力关涉"政党何以成为政党"这一政党科学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属于政党问题中的元问题.政党权力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实现等项内容,涉及权力来源、权力领域、权力行使、权力保障和权力监督等诸多方面.政党权力的丰富意蕴可以从其职能定位、内容结构、地位作用等几个角度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可以从本质上的部分性与作用对象的社会性、时间上的历时性与结果上的"间接性"、本性上的强制性与实现中的自觉性、活动领域的民族性与建设中的世界性、对组织载体的依附性与组织载体的动态性,以及性质要求上的服务性与运行中的变异性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政党权利、政党权威、国家权力以及监督制约与政党权力的内在联系与实践要求,对于促进政党权力正确并有效的运行至关重要.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宪政实现的核心问题--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制衡

实施宪政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制衡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功能转型的当代价值

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总特征。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成功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担当起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体现出党的历史任务和中国人民历史愿望的统一;体现出党实现最高纲领的历史条件与中华民族振兴图强的历史机遇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领导着重体现在通过对现代化的内涵、动力、性质、战略等一系列结构性内容的功能整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功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型具有创新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顶层设计对国家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的开始,也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下提出的新命题,更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党的建设制度。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使制度发挥管党治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不断适应新情况、新问题,顺应时代变化,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使之更加适用、更加管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自信的逻辑本源与实践指向——基于历史思维视角

中国共产党领导自信是党基于对自身领导历史、领导能力、领导价值等做出客观的、正向的评价后所产生的精神笃定和权能确信。在大历史观思维视角下,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自信的“历史事实”“历史叙事”和“历史必然性”,为坚守、提升、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自信,提供了崭新的思维视角和方法论指导。党的领导自信既来源于政党自我革命和自我实现的“自信”,又来源于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成就的“他信”,正是“领导自信”和“领导他信”的双向互动生成了党领导自信“从哪里来”的逻辑本源。运用“以史为镜”“以史鉴今”“以史修身”等历史思维方法,坚定党的领导自信。     

中国共产党与权力总量

权力总量与权力结构、制度化水平和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有关。只有权力结构处于均衡状态、政治体系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制度化程度较高以及政治体系保持开放的状态 ,权力才会保持最大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都成功地创造了权力运行的良好政治环境 ,这与她合理地处理好影响权力总量的几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密不可分 ;同时 ,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自觉地进行政治变革 ,使得权力总量始终保持着增量发展的态势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对多党合作制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创立这一理论和制度;第二代领导人完善这一理论和制度;第三代领导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和制度。尤其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多党合作制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有着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     

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

2 0世纪初以来 ,国家政权建设就是我国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前半个世纪 ,由于不能消除赢利型经纪体制 ,各种国家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的努力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政权成立以后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实现了政治的一体化 ,虽然摧毁了旧的经纪体制 ,但也毁坏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村民自治则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 ,通过它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比较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相比 ,有四个不同点 :在取得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外生党(革命党 ) ,西方执政党是内生党 (选举党 ) ;在执掌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执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部分执政党 ;在整合社会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权威党 ,西方执政党是权力党 ;在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是合作型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竞争型政党。这四个不同点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 ,而西方执政党都不具有领导党的属性。中国共产党只要尊重人类社会执政规律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权运行规律和社会自身运行规律 ,就能够正确地领导国家与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从理论或实践上看,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就是用和谐的方式控制、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体系。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多元利益和高度的社会流动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共同的根基。实现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关键。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具有完善公共政策、消解社会矛盾、强化政治认同等重大意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根本之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制度资源,也是直接承载法治发展的制度体系。     

十年内战时期第三方媒介眼中的中共面相

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民办大报关于中共的报道颇有“暧昧”意味：一方面追随国民党鼓吹剿共,并造谣侮辱中共,另一方面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中共形象。这种摇摆不定的舆论态势主要基于其对时势的认识,以及自身商业机制运转使然。然而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即便有维护中共形象的个案的出现,但大批量的攻击中共文章的出笼,影响颇大。     

Work, welfare and the attack on the welfare state: the mixing of politics and polic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ttack against the floor of benefits for poor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examines a number of punitive approaches to the treatment of families on welfare that were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1990s and contends that such policies will not effectively deter the dysfunctional behavior of some of the poor. Rather these policy developments reflect an attack on current national policies of developing an income maintenance floor that seeks to economically sustain poor families, albeit often inadequately.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current welfare proposals by conservatives and social liberals are not satisfactory f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welfare poor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ese deficits. It also notes that criticisms of welfare state protection for the poor rai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much more categorical than those raised in Sweden.     

政治向人性的复归与主体自由--人学政治理论引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使主体意识崛起并对政治系统提出多层次多向度的要求,因而客观上要求政治关注与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的获得,实现政治对人的现实关切,使主体的自由在社会文明进步的框架内获得.当前要建设属人的政治,就必须从人的主体性和客观性视野出发,构筑解决价值和实践矛盾的人学政治理论;同时要避免抽象人性论、主体中心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政治观.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arts: quilting the power and identity of wome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rticulate and re-validate the unique social contributions of marginalized and working women to their communities and to society-at-large, contributions which tend to be obscured if not forgotten, given the global dynamics of exclusion as they are at work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of Hong Kong. It looks at how a group of disenfranchised women workers renegotiate their identity, reclaim their dignity and regenerate social power through a community arts project ‘Quilting the Power and Identity’; that is, how through these creative but powerful actions,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nsient state of imposed victimhood into active agency could be made possible.     

The localist turn in British politics and its critics

Localism has become a central feature of British political debate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ism within all the three major UK parties – Conservatives, Labour and the Liberal Democrats – and seeks to explain why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taken place. Localism involves a radical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entral state and seeks to replace it with more local forms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distinguishes between ‘liberal’ and ‘communitarian’ forms of localism. Finally,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strength of localist claims to both empower individuals and allow for the expression of communal identity, concluding that there are fundamental flaws in localist arguments which allow for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entral state as a key a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