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凡是”命题的深刻含义

1820年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第一次提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以下简称“凡是”命题)(《法哲学》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页。以下均引自此版)。此后,它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对象。这个命题是代表黑格尔哲学的典型命题,因此,如何理解其深刻含     

为长期被误解的一个黑格尔命题辨正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是黑格尔提出来的一个著名命题。对这一著名命题,恩格斯曾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作了全面的分析,深刻地阐述了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有的同志对恩格斯的有关评述作了误解。例如,1986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对偶范畴论》一书写道:“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的这句话,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理性思考

黑格尔有个著名的命题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也都是现实的 ,或者迟早要变成现实的。黑格尔这里是把“现实”和“现存”加以区别。他认为并非现存的一切都具有现实性 ,只有具备了存在合理性的东西 ,才是具有现实性的。这里所说的“合理” ,也就是事物存在的合理性 ,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我们对历史发展进行理性思考 ,就是考察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样 ,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进行理性思考 ,也就是思考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牲。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党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 ,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制定了…     

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剖析

我国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在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上屡有斗争,但一直是集权的思想占上风,封建集权的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体的政治制度。如何评价这种历二千多年而一直奉行不衰的集权制度,在历史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止的问题。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给其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寻找历史依据,更将秦汉时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无限地加以美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为借口,为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辩护。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很有必要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思想,进行一些必要的研究和剖析。     

行政改革与经济改革

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仿照苏联集中统一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由于历史上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虽然曾经进行过改革,但仍然存在不少的缺陷,它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改革形势的需要。笔者认为,对行政体制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管理机构;二是管理人员。(一) 从我国管理经济的各类机构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对企业实行双线     

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克服办法

“果之为果在于它的因”。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依然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认识根源并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具体制度的缺陷有关。 首先,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官僚主义的存在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影响密切相关。我国解放前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官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推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旧中     

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孙中山先生“自束发受书”,即“知忧国家”。他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亲自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结束了统治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国内封建压迫的爱国主义,就是其中的瑰宝。     

辛亥革命时期优待清室条件的产生及其评价

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是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的宣统皇帝“辞位”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的总目标,是推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政体。可是革命爆发后,并没有能够一举将清王朝埋葬,而是一度形成了“共和”与“专制”的对峙局面。限于当时的形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速定共     

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

作为民族神话英雄主角的精卫，其冤魂结局恰好是中国专制体制下英雄末路的真实写照。早期神话原型中的精卫英雄含冤而死是先民在每每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改变命运之写照，而文明社会中精卫神话冤魂主题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排抑英雄的历史现实反映。这一变化正是精卫神话冤魂主题文学移位的演变轨迹。精卫冤魂主题意象与专制制度背景促成的悲悯、感伤审美情怀具有很大的共鸣点，因此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和书写，成为精卫神话文学移位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清除封建朋党的幽灵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百来年的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一跃而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事实,流风所被,使得我国的某些封建主义的东西,至今犹广泛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和各角落。封建主义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殊不可等闲视之!封建主义在今天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表现仍然是多方面的。正如《人民日报》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所指出的:“诸如终身制、一言堂、家长作风、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帮派活动、特权思想、裙带关系等等,都是封建的东西”。本文只着重谈一下“帮派活动”这一问题。在封建时代的政治舞台上,基于权利之争,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序《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

人们对黑格尔这样的命题曾多所证引:“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剥开它虚假的外壳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都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是的,在文学历史的解读     

孔子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

五四运动以来,学者率多把孔子目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把两千余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悉归之。李大钊曰:“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五四运动文选》第78页)吴又陵曰:“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为祸及万世。”“二千年来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演愈烈。”(同上书88—94面)陈独秀曰:“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之人者,(儒学)三纲之说为之也。”(同上书77页)五四运动先驱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反孔反儒,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但把专制罪名归之孔丘,终不免失之偏颇。至“四人帮”评法批儒,而是非颠倒愈甚。这些年泛滥于中国的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亦无不把批判矛头对准儒家孔子。但“风雨如晦,鸡呜不已,”在众日嚣嚣中,仍不乏敢于用马列主义科学方法揭示孔丘历史真面目之论。笔者在学习继承前人正论的基础上,愿进一步分清泾渭,为孔丘正名,论证孔丘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其理由如次:     

论“五四”前夜伟大的反封建思想革命

“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封建重压下的一次新觉醒,对于后来可能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封建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一) “五四”前夜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同当时的实践政治紧密相关的。尽管《新青年》周围那群先进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他们的批判锋芒,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指向中国固有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仅无力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上的反扑,也无力防止其政治上的复辟。所以,尽管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