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实践困境与完善进路

指导性案例实质上属于解释法律的一种形式,其生成与运用的目的是统一裁判规则,实现类案同判。当前其适用率偏低且适用范围狭窄,准确参照适用方法存在缺失,案例规模和质量差距明显,法检“两院”案例协作共治不足。缺乏权威性法源地位是指导性案例实践遇冷的病因。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在静态规范和动态适用中,重构对中国案例指导的本土理解。应明确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具有同等效力,健全案例协作机构和运行机制,明确案例筛选标准和质量评判依据,规范格式体例、发布载体和检索平台,强化类案识别和案例援用技能,重构指导效果动态监测与规范清理机制。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理论基础

指导性案例对于弥补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制定法的局限性以及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积极功能.因此,对于指导性案例的运用,应当充分发挥其"语境性",尽量避免将其异化为变相的"司法解释"或"制定法".     

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评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为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所构建的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着合法性缺陷。从形式上看,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缺乏宪法和法律上的根据;从内容上看,关于指导性案例之确定和效力的规定与指导性案例产生于审判过程的经验性质相悖。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问题。     

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及其完善——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进路

案例指导制度的目的在于抑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障司法权的统一性.但制度设计的初衷与实践结果总是有所差距.在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剖析下,指导性案例的确定有可能成为立法过程的延续,而其在司法实践中也会产生刚性约束力,这对立法权、法官的独立审判权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与我国司法体系尚未有效衔接,制度合法性基础的缺乏以及其与审级制度的冲突也需要相应调整.在此情况下,案例指导制度应当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确定其在司法体制中的辅助性地位,弱化指导机制的行政性,并进一步完善指导性案例的遴选程序与适用难题.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以制定法的缺陷为视角

我国是一个制定法国家,司法人员办理案件遵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但由于立法者预见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立法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使得缺乏周延性、明确性、灵活性的制定法在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和复杂多样的案件时,要么捉襟见肘,即因存在法律空白和漏洞而无以应对;要么顾此失彼,即因实现一般公正而牺牲个别公正。案例指导制度恰好可以消弭制定法的这些局限,为摆脱司法困境找到出路。作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检察案例指导的构建既需要廓清其定位、效力等模糊认识问题,同时需要从遴选标准、确立程序、发布主体、保障措施、代谢机能等操作层面入手,逐步推进。     

指导性案例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

对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既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任意性的,而是一种介于法律与案例之间的“中间状态”。最高人民法院的初衷显然希望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能够超越个案,对同一类型的案件都具有参照效力。然而,指导性案例的实际参照情况却难以尽如人意,这一方面跟指导性案例本身的内在缺陷有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制度结构和外部环境对指导性案例的掣肘。目前来看,中国的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官还没有使用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和做出判决的习惯。     

指导性案例制度形成中的权力互动机理研究

伴随着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实施,中国司法场域中的案例指导行为如火如荼.制度形成及其影响力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形成背后的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其中权力主体及其分布关系到制度内部的权利义务结构和制度运行的逻辑,而权力关系及其配置则关系着制度的运行机理与效能.从司法判例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它受到来自国家、地方与社会三方主体及其力量的影响,这些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不仅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也推动着制度从略带松散型悄然走向严整规范型.     

抽象概念在指导性案例中的具体化方式--以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11号为例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将法律规范中的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化阐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案例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提示和启发。在指导性案例11号中,司法者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扩张解释,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创新性的界定,其中都体现了经验、智慧和实践理性。但是,这种阐释也有一定的隐忧,包括扩张解释边界、法官能动性的发挥都不确定,法律解释方法的实用主义色彩以及忽视量刑环节等。指导性案例中对抽象概念的阐释实质上是司法实践现状与发展方向的缩影。     

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司法解释的关系——补充说的证成

关于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学界与实务界大致形成三种观点,即取代说、并立说、补充说。取代说缺乏对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互补性的考量,从当前与长远来看,均是不足取的;并立说将指导性案例等同于司法解释,否定了两者在内容与效力上的区别,忽视了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相互转化的紧密联系;补充说从原则上来讲是成立的,但仍需要从刑事指导性案例和刑事司法解释各自优缺点的互补性等细节上予以证成。从实然上来看,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并行不悖,从应然上来讲,两者相辅相成。     

实践法学的哲学思考

实践法学以实践哲学为基础追求一种实践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人们站在自身的生活的立场上理解、解释和构建法律制度。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视角下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具备实践智慧,而这种实践智慧为人们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实践法学也内在地包含了人学的视角,它期望人们在法律世界中能够实现人的目的性的生活。     

论法哲学视野下的司法审判

司法审判是实现秩序和正义两大价值目标的工具,为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人们的合理预期,必须关注法律与社会秩序、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关注历史、社会习俗和时代精神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强调法律的稳定性、法律的社会性、法律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在法哲学视野下,司法审判要围绕法律的权利与义务展开,应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当今社会,通过多元良性的互动,达到各种层面法律生活的法治目标,从而构建理念形态文明、制度形态文明和实践形态文明意义上的法治文明,获得法律效应、审判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最大耦舍.     

市场主体权利的经济法分析

市场主体权利包括消费者权利和生产者权利两个方面,它们各自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经济法对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禁止、限制和促进,是影响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重要因素,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文章通过历史考察,认为经济法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经过了民商法的补充法阶段、与民商法共同调整阶段和当前的引领阶段,并在现有法律体系下有着特定的定位与作用.在新形势下,经济法应着重在4个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以社会整体利益保护为原则,规范政府和企业的市场行为;完善经济调控政策与法律,为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相应的政策法律环境;完善对外贸易法,保障对外贸易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途径.与此同时,十八届四中全会经济立法任务的完成,将更加有利于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     

论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发展观

马克思的劳动哲学认为法律是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律不是像资产阶级法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理性的反映,是恒定不变的社会法则,法律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变化与法律自身内在逻辑相互作用决定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的特点是由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劳动方式决定的。法律发展演化的具体轨迹是法律自身内在逻辑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苟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美国经济安全法律体系的分析与借鉴

美国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经济安全立法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学习之处.奉文拟通过时美国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对外贸易安全以及农业安全法律体系的梳理和分析,目的是找到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罗尔斯《正义论》法哲学的价值透视

本文指出罗尔斯《正义论》既具有法哲学理论价值,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又具有现实价值。     

历史哲学视角下环境法独立性之阐释

透过历史哲学的视角,可以对法律体系作原生部门法与次生部门法的"两分法"理解。原生部门法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次生部门法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法。在这一视角下,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属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基本问题域,其内在逻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界限。在此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次生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上具有完备性。作为次生部门法的环境法,其具有独立性的根据是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属于环境基本问题域。     

孔子法律目的说析论——兼议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孔子主张 ,法律的目的是“和”。这一法律目的说与他的“仁学”精神是一致的 ,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合”观念相吻合。孔子的法律目的说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学说虽然存在缺陷但也有合理因素 ,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及诸种“法哲学”观批判

现在法哲学思想界对法哲学的学科性质歧见很大,有着各不相同的“法哲学”观。所谓法哲学,其实质就是法的形而上学,它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抽象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其他诸种“法哲学”观均有悖于法哲学的一般本质,都是非哲学的“法哲学”观,不足以称之为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