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招投标腐败空间特征研究

招投标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个“要塞”,腐败被视为招投标的灾难性威胁和最大障碍,然而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以及打击治理招投标腐败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从大尺度的空间环境中抽取招投标腐败的空间形态,深入挖掘招投标腐败的空间规律已成为破解当下腐败研究中“数据丰富而理论薄弱”的关键挑战。基于1722个招投标腐败案例的“空间数据画像”,发现招投标腐败呈现出“多核放射型”与“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兼具空间集聚性与空间漂移性。对此,可以通过精准把握招投标腐败的空间特征规律,提升招投标腐败的“数据洞察力”,从而实现根据整体性治理框架来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镇街一把手腐败行为的演化机理与治理对策——基于2009—2017年镇街腐败案例的内容分析

官员腐败的内在演化机理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要点,如何实现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是共有难题,为了探究官员腐败诱因、腐败动机以及腐败能力,特采用内容分析法,以中国司法裁判网2009—2017年的283个镇街一把手腐败案例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 11质性分析软件,聚焦于腐败行为视角,研究镇街一把手腐败行为特性,为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提供对策建议。研究发现,镇街一把手腐败案例存在共有的逻辑特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形成反差,工作中的能人形象与生活中的堕落行为并存,职务行为公开透明与贪腐行为复杂隐蔽对应,反腐的高压态势与贪腐的侥幸心理的反差,严密的纪律制度约束与贪腐行为团伙化的应对,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与权力使用任性的落差等,是镇街一把手想腐败、敢腐败、能腐败的具体外在表现。应该从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建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三个方面遏制镇街一把手腐败蔓延。     

期权腐败生成的传统文化因素探析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元素对期权腐败的产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诱掖作用,其中当官发财、违规逾矩、感恩图报等是期权腐败产生、对贪腐行为容忍乃至放纵的思想根源和犯罪掩护。防止期权腐败不仅要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制约,加大惩治力度,还要努力消除传统文化中助长其滋生和蔓延的社会土壤。     

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特色

闻一多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传统知识分子。其性格特征和心智结构更偏重于传统,现代观念只是他解读和接受传统的一种独特方式。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融合,使得其爱国思想独具特色。“良心”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格、气节等思想是其爱国思想的基础。其群体意识由“人群”观向“人民”观的巨大飞跃,以及爱群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是其爱国思想的独特特色     

价值观念变革与陕西复兴

知识经济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无形资本 ,对陕西经济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念 ,传统的择业观念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发展观念 ,所有制问题上“左”的观念 ,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旧道德观念 ,成为制约陕西经济发展的几种主要观念。通过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改革、扩大开放、体制改革等措施 ,实现陕西民众尤其是政府的观念转变 ,对陕西迎接西部大开发、实现伟大历史复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从“天演”到“进化”——清末民初进化论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进化论观念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以及思想观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异观”为进化论在中国的生成提供丰饶的思想土壤,严复等维新士人对“evolution”的“天演”式翻译,无疑为后来的日式进化现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同时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播日式进化论观念的重要媒介.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广泛传播,这种进化观逐渐从中国精美群体传递到普通民众,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与历史的认知,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法人腐败”的性质和特征

所谓“法人腐败”,是指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合法社会组织及其成员 ,为了谋取法人 (单位和部门 )利益 ,在法人意志支配下 ,并以法人组织的名义所组织实施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腐败行为。法人腐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腐败”和“群体腐败”现象 ,它具有“团体性”、“组织性”、“合法性和欺骗性”、“行业性和普遍性”、“权力性和职务性”等特点。法人腐败是一种深层次的腐败现象 ,是一种“系统腐败”、“体系腐败”和“结构腐败”。     

论腐败的制度根源

近年来,随着中央巡视工作的展开以及纪委查处力度的加大,全国各地的腐败“大案、窝案”不断暴露,多地出现“塌方式”腐败,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腐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危害既深且广,故深入挖掘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极为必要。腐败的制度根源主要包括：过度型政府干预诱发腐败寻租、配置型反腐制度缺乏适应性效率、缺陷型监管制度纵容腐败。当前应该采取规制政府行为、推进反腐制度由“配置性”向“适应性”转变、协调公私利益矛盾、完善腐败预警机制、提高腐败成本等措施,铲除腐败的制度根源。     

汉英称赞语应对中的语用原则与文化差异

语称赞语的应对话语与英语称赞语的应对话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汉语的会话多违背H .P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 ,英语的会话则多遵守该原则。汉、英对G .N .Leech等人提出礼貌原则的各项准则有明显不同的侧重。这与东西方“礼”的传统价值观念、“礼貌”言语行为的认识层面和东西方所持有的合作观念与礼貌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路径探究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是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它是在长期反腐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机制,通过协调各种治理关系而形成的一种长效反腐理念。在民主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并体现出巨大治理价值的前提下,推动腐败治理民主化成为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以往民主政治建设及反腐实践的积累,我国已逐渐具备了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要件。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就应当从治理民主化的角度重构腐败治理关系,优化腐败治理结构,改善腐败治理布局并完善腐败治理方式。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论关系网文化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关系网是由许多个人按照共同利益所结成的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它没有正式的规章制度,在不可见的压力下运作。它是一种网络结构,与法制社会的“科层制”是寄生关系、包容关系。关系网文化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造成集体腐败现象,形成反侦查网,诱发政府官员的期权化腐败行为,人们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网文化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社会腐败问题。为此,我们要打破这种关系网,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民主建设,实行政务公开,加强廉政教育,提倡社会新风尚,从关系网这一层面解决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问题。     

智能算法应用下腐败治理的变革、价值隐忧与效果提升路径

受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等的限制,传统腐败治理的信息共享和服务联动效应不足,从而导致腐败治理效果不彰,而智能算法能够有效突破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限制,提升腐败治理的技术水平,智能治理成为新时代腐败治理的新路向。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引发了诸如推动腐败治理资源的整合、促进腐败治理能力的提升、强化腐败治理的治理体系建构以及扩展腐败治理的伦理边界等变革。但受智能算法运行逻辑和算法规则的影响,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也带来了诸如技术权力的专制化、运行规则的功利化、责任界定的模糊化以及个体隐私的透明化等价值隐忧,需要通过规制算法权力运行、强化算法德性伦理、规范算法权责分配以及消解个体隐私透明风险等路径来提升腐败治理中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腐败治理效能。     

英汉称赞语对比及其文化探源

汉语称赞语的应对话语、称赞形式、称赞话题和场合与英语称赞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提出礼貌原则的各项准则有明显不同的侧重。这与东西方“礼”的传统价值观念、“礼貌”言语行为的认识层面和东西方所持有的合作观念与礼貌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山寨文化”的后现代性指涉

凭借传统思维和话语解释，加剧了“山寨文化”的混沌。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山寨文化”不拘于形式，对“可能性”尽情演绎，其中蕴含着隐蔽的自由精神追求。“山寨文化”在思想和实践中为实现模仿的逻辑与行为从分裂状态走向一致性而努力。这种努力在指向对现代性决裂的同时又与现代性相偎依；在喧嚣中拥有广大从众基础的同时，又刺激了人们对其的消费欲望。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腐败协同治理研究——基于S省横向多案例比较分析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而基层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直接影响政治生态的整体净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兴衰成败。基于对乡村腐败特征及廉政建设模式的辨析,结合S省多地的实地调研和案例比较分析,并搭建基层腐败治理的三维协同框架,可以发现,地方反腐致力于从“减分”到“加分”的角色转变,反腐败层级协同本质上是在职责同构下回应不为型腐败,部门协同强化注意力可应对小微型腐败,群体协同调动多元力量可避免共生性腐败。乡村振兴战略下,未来基层腐败治理要构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就应当持续推动层级联动、部门合作与多主体协同治理。     

清遗民研究的理论思考简

清遗民是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文化观的群体,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在近代化中,这一群体并未从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将清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就历史评价而论,“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也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应当通过“阶段论”、“类型论”、“内外因论”的多重评价标准来看待,以求对清遗民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基于经济伦理的腐败问题研究

经济伦理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由经济伦理缺失所导致的腐败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文章从经济伦理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经济伦理的决策模型,对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腐败问题的治理做出分析。文章指出,腐败行为的产生是行政人员根据期望收益的决策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经济性和伦理性的内在博弈。对于腐败的治理,要从制度调整、监控体系以及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做出,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降低腐败的期望收益,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从腐败的本质看反腐败

从权力的本质属性论证腐败的本质属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权力的本质属性决定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观念和特权思想的意识存在与人的“欲求”的结合。中国现在的腐败现象绝不是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性质的腐败。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 ,必须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真正从根源上预防和治理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