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尔堪与清初三次重要唱和

曹尔堪是清初三次重要唱和的倡导者与参与者，他与“三次唱和”结下了不解之缘。曹尔堪组织领导的“三次唱和”对自身词风转变以及清初词风转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曹尔堪成为清词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词人。“三次唱和”影响之深、之广，不言而喻。曹尔堪与清初三次唱和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在清初词坛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刘禹锡、自居易唱和诗简论

本文认为,刘禹锡、白居易的唱和诗作,与二人集中的其他作品,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研究这部分作品,对全面评价刘、白其人其诗其文以及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在对刘、白唱和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刘、白何时定交,刘、白唱和与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的关系,刘、白唱和的认识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的学术宗旨与主要贡献

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编选于1959至1963年间.就学术宗旨而言,刘永济认为,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王士祯所编选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其不足显而易见,《唐人绝句精华》就是为了弥补其不足而编选的.《唐人绝句精华》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刘永济对清代神韵说在诗学发展脉络中的地位及诗学背后的社会人生境况做了言简意赅的阐释;所选唐人绝句兼顾了具有神韵美感的诗和虽不符合神韵旨趣但却有其独特长处的作品,例如杜甫、杜荀鹤的许多绝句;刘永济的“释”即作品解读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所选作品,而且有助于读者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

对敦煌写卷歌辞称呼的不一致，反映了学术界和词学界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的体认与界定上的分歧与模糊。本文对敦煌写卷歌辞从名称、概念、内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进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认为“敦煌歌辞”、“敦煌曲”与“敦煌词”或“敦煌曲子词”有别，“敦煌词”也不能等同于“民间词”，“民间词”与“文人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并就敦煌歌辞中的文人作品进行了更全面更明确的清理、推断与考辨。     

苏轼、黄庭坚唱和题画诗比较研究

题画诗唱和已成为一种风气普遍存在于苏几文人的交往之中.而黄庭坚作为苏门文人中唯一一位在诗歌造诣上与苏轼齐肩的人物,其与苏轼之间唱和的题画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逊色于二苏之间唱和的是画诗.笔者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系统地整理苏黄二人互相唱和的题画诗,并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古人论唱和词

唱和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古人已注意到唱和词现象。从南宋开始,在词话、词序等作品中,论述唱和词。古人论述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对唱和词的态度,有褒有贬,贬多于褒。二、唱和词产生动机,有游戏竞技、共鸣宣泄,学习模仿等。三、对唱和词历史演变进程的看法。     

浙西称派与"拟补题唱和"

对于《词综》的编撰、《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拟补题唱和的发生与浙西称派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本文认为,康熙十二年,朱彝尊舍馆京师宣武门编辑《词综》是浙派形成的重要起点,康熙十七年,《词综》的编撰竣工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成书是在编撰《词综》的影响下发生的,只是浙派部分成员作品的结集,成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既无尊体意识、也未提出词学主张,不具备一部词选的功能,不能作为浙派树帜的标志。《乐府补题》集中体现了浙派醇雅的词学追求,拟补题唱和正是在浙派词学追求影响下发生的,主要是词学内部因素运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拟补题唱和与浙派后期脱离现实的咏物词风等同起来,也不能一般性地将拟补题唱和看作是浙派形成的标志。     

“二安”词比较研究

李清照与辛弃疾是我国宋词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清人神韵派大师王士禛称李清照与辛弃疾为“济南二安”,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以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花草蒙拾》)李辛“二安”独创其体,“易安体”、“稼轩体”分别代表了他们婉约词与豪放词的最高成就。二人的词风各具特色,但又有相同之处。本文将通过二人的作品对他们的不同风格做一个简要比较分析。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文人题咏传奇《梅花梦》考论

清朝咸同年间,以张道为代表的文人们题咏传奇《梅花梦》,唱和冯小青其人其事,其诗文作品收入《梅花梦题词》中。《梅花梦题词》收录了参与唱和的九位文人的三十余首诗词。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身处清末咸同乱世的文人的独特视角与焦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在兵祸横行中的生存危机。冯小青现象在这一时代,展现出与承平时代截然不同的特点,蕴涵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诗人对词发展的贡献

唐代是词的奠基时期。专业词人不多,兼职词人不少。不少诗人虽余事作词人,但由于他们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却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词。这些词,在不少方面开了风气之先。因此,研究这些开风之先的情况,对于正确评价唐代文人词及其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唐代文人自度曲不可掩据张璋、黄畲二同志新编《全唐五代词》所提供的最新资料来看,唐词作者有108人,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婉约词派女性形象的审美嬗变

婉约词派女性形象的审美嬗变赵泽洪自中国出现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以来，词中的“花间美人”便取代了诗中的“伟丈夫”，一跃而成“诗余”的主角。接下去的北宋词坛，“南国蝉娟”始终占据着主要位置，从而形成词与诗一个明显不同的审美特质─—“女性化”。“男子作...     

况周颐、王国维词学思想比较研究

该文从况周颐、王国维各自词学理论主张出发 ,集中比较了他们的词学本体观。认为况周颐视“诗余”新说为词的特质 ,“词境”为词的重要特征 ,“重拙大”为创作审美理想 ,这三者在分离中有统一。而王国维以“境界”说统一了词的特质、特征与创作审美理想 ,统一中又有区别。     

谈谈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是宋代的大文学家,诗、词、文等都有卓著成就。在词方面,他首创豪放词风,对后人有深远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首创豪放词风的代表作品,历来脍炙人口,为人们所传诵。“四人帮”以所谓“儒法斗争”模式对苏轼及其作品妄加种种罪责;粉碎“四人帮”后,也还有人认为《念奴娇》这首词是“豪放的躯壳里装着虚无主义灵魂”,宣扬了     

山水文化格局视阈中的湖湘文化特质述略

由存在和历史的二维时空来看湖湘文化,它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山水文化格局。湖湘山水文化格局主要包含了蛮夷文化、迁谪文化、书院文化、仙道文化等丰富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质。爬梳厘清其源流则是：战国时期的荆楚文化、先秦以下的流贬制度、宋明理学思潮的传播、湖湘山水的地域特征及其相对的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