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集中度、市场环境与存货管理效率

客户处在供应链的下游,对企业存货的采购、生产和销售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而多变的市场环境也在无形当中影响着客户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企业所处行业、地区产品市场和客户三个角度所带来的市场环境变化入手,采用2011—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存货管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存货管理效率越高；(2)产品市场竞争力度越强,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影响越大；(3)产品市场发育越好,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因客户生产经营原因导致需求发生较大变化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应当注重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良好经营环境的建设,使得企业在维护客户关系的同时充分发挥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积极作用。     

审计师特征、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陆续出现的审计失败事件引发了学者对审计质量的高度关注。其中一个问题是,客户集中度会影响企业的营运活动、成本结构和盈利水平等,这种关系是否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以及在不同的审计师特征下是否存在差异？以A股2007年至2019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企业的审计质量,这种关系在“四大”审计师和具有行业专长审计师企业中有所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经营风险是影响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重要的途径。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贷款集中度、偏离度对贷款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构建了贷款的行业集中度、贷款结构与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布偏离度、客户偏离度等指标。在兼顾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本文实证研究了偏离度、集中度等指标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银行业的贷款质量主要受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影响,两方面的作用效果均是显著的,但由银行自身决策造成的内部影响大于外部影响。(2)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提升实体经济的财务状况,从而提升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3)商业银行的客户集中度过高可能会恶化其贷款质量,降低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助于提升银行的贷款质量;(4)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业偏离度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5)商业银行根据其对行业发展前景预判对贷款行业配置及时调整,是保证企业贷款质量的必要前提。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本文末尾提出了若干建议供银行从业者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环境不确定性、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生产效率——基于供应链客户关系视角和门槛效应的研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供应链客户关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值得深入探索。基于此,研究以2011年—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实证分析企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且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了这种抑制作用;客户集中度可以通过负向影响企业的营销能力来抑制企业生产效率;营销能力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生产效率的负向关系中存在单一门槛;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客户稳定性较低的条件下,以及在非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创新注意力与企业创新强度

基于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沪深两市2013-2015年间202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606个高管团队为样本数据,考察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在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通过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影响的内在认知机制,是对现有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更加契合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管理层激励约束与企业效率

选取竞争充分和政府干预较少的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2001-2009年)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不考虑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随机边界分析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样本企业的技术有效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长期存在严重的技术无效现象。在此基础之上,采用考察影响因素的随机边界模型对管理层激励、管理层约束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整体上对企业效率产生了正面效应,而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正面效应;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程度有限;而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却不明朗;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效率呈倒U型关系,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效率呈负向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效率则无明显的关联关系;产品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债务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股权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供应链关系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披露的中小板上市企业供应链相关数据，研究供应链关系如何影响中小企业银行融资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下游客户集中度越高，其银行贷款量越小，供应链关系“协同效应”显著；上游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中小企业应付账款周期缩短，供应链关系“挤压效应”显著，银行贷款量增多。进一步发现，供应链关系中国有企业比例越高，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量越小，融资成本越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促进供应链关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协同效应”。本文从供应链关系视角丰富了中小企业融资的相关研究，为企业、银行等多方主体提供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新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大数据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取和沉淀客户资源赋能,研究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的形成和扩大如何影响公司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已成为深入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受资源积累和动态能力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主要是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扩大企业客户网络影响来实现。当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和所在地区的文化更加强调业绩或未来导向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提高公司采用差异化竞争战略的概率,降低公司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倾向,补充证明了数字技术驱动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销售优势的重构和增强。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我国种业集中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国外有关品种权保护对种业市场影响的研究表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施一般会改变种子市场结构,增强大型种子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行业的集中度.通过对我国品种权保护实施以来的种业基本情况的定量分析发现,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业的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显示,品种权保护对我国种业行业集中度CR4与CR10均呈正向影响关系,表明品种权保护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我国种业的行业集中度.但其对CR4的影响更甚于CRl0,说明品种权保护对行业领导者更有利.此外,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变动和相关种业政策的实施也对我国种业市场结构的变化起到了显著影响.     

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综合运转效能、行业势能和发展潜能三个维度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资源协同效应和内部资源协同效应是并购商誉影响企业能力的两条作用路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而2018年证监会商誉会计监管行动对于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了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的相关性。并购商誉对于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解决“商誉会计乱象”,准则完善与加强监管应当“双管齐下”,准则制定机构应根据企业特征和并购目的制定差异化的披露规则。同时,会计监管机构应强化对商誉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此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也应关注企业能力,可将能力作为业绩承诺的补充。     

客户关系的稳定性、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客户关系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客户集中度为切入点,研究客户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而客户关系的稳定性可以缓解两者之间的抑制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客户信息披露得越详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抑制作用越弱.研究丰富了客户关系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为企业创新绩效提高提供了新视角.因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客户集中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可以考虑分散客户,降低集中度;第二,客户关系的稳定性有益于缓解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可以选择稳定客户进行长期合作;第三,客户信息披露有利于缓解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可以适当强化客户信息披露的范围.     

竞争政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应——基于异质性发电企业的检验

将发电环节从纵向一体化结构中剥离后引入竞争是输配售电环节改革的基础,也是建立电力竞争性批发市场,形成供给侧和需求侧互动响应的前提。在竞争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发电行业已形成国有发电企业、民营及外资发电企业并存的格局。在对微观发电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对发电行业竞争性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发现相比于产权改革,竞争引入后市场集中度的降低对发电行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通过核密度图以及BHC、GR分解方法对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状况随时间不断优化,但较低的“进入效应”预示着非国有资本进入发电行业的“玻璃门”仍然存在。因此,现阶段应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发电市场竞争,并逐步推进输配售电环节改革。     

民营企业家网络嵌入性对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注意力分配的中介作用视角

民营企业家是企业的决策核心与权力中心,企业家异质资源是影响其选择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因素。在分析民营企业家网络嵌入性和多元化战略关系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检验理论模型可以发现:其一,民营企业家商业嵌入性对企业家多元化战略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政治嵌入性对企业家多元化战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嵌入性对企业家注意力分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二,民营企业家商业和政治嵌入性对企业家注意力分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三,注意力分配在民营企业家网络嵌入性对多元化战略选择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客户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运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研究创新实践情境中客户集中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新活动的存在会削弱甚至消除客户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时间滞后的因果分析也支持该结论。此次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深刻揭示了创新活动作为调节变量的内在作用机理,找到了影响客户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关系的边界条件,为理解客户集中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对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公司估值具有启示作用。      

ESG表现有助于降低客户集中度吗?

基于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背景，以客户集中度作为关系交易的替代变量，研究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与客户集中度之间关系及其逻辑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客户集中度，减弱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中介渠道降低客户集中度。异质性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客户议价能力较高和存在关系型投资的企业，ESG表现对客户集中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

供应链集中对企业而言既有整合效应也有风险效应,供应链集中度究竟如何影响企业获取银行信贷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银行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供应链集中度的提高,企业获取的银行信贷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在供应链集中度影响银行信贷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议价能力较弱、非国有和中小型的企业中,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供应链集中度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维持适度的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水平以获取更多银行信贷;同时银行应关注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水平,充分评估授信风险并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异质性与调节效应检验

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与调节机理,并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20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内部环境、提高风险管控水平、强化内部控制活动执行力度和提高信息沟通效率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非制造业企业,且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