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和女性村民选举

农村女性村民选举参与是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基于江西等省份部分农村女性的数据,探索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与村级选举参与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和选举参与积极性;且政治效能感对选举参与积极性有显著正向作用。村民女性的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在对选举参与的影响中互为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关系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参与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研究 ——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从农户视角分析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经历后果维度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的感受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受灾经历感受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后果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在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可能性和后果模型中,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均起遮蔽效应;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     

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为农民减轻融资压力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利用三峡库区农民创业行为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引入数字金融使用、社会资本这两个关键变量,探讨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的中介及调节作用,通过更换模型及缩小样本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在金融素养与农民创业决策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一般社会资本负向调节金融素养与数字金融之间的关系;特殊社会资本正向调节数字金融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应该重视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金融风险系统。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核心素养下余暇体育锻炼如何提升社会适应——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在核心素养下，探索余暇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方便抽样，对1 013名高中生进行测量，测量工具包括余暇体育锻炼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适应能力量表。结果表明：（1）余暇体育锻炼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β=0.169,p<0.01）和社会适应（β=0.187,p<0.01），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β=0.304,p<0.01）。（2）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余暇体育锻炼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0.031,0.078），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78.57%和21.4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余暇体育锻炼、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适应之间呈两两显著相关，且余暇体育锻炼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2）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余暇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之间起显著的中介效应。（3）在余暇体育锻炼、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适应方面考虑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社会帮扶对脱贫农民生计发展内生动力的影响机制——感知社会支持和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

基于脱贫摘帽地区586份调查数据,从心理动力场理论视角研究社会帮扶对脱贫农民生计发展内生动力的影响,考察感知社会支持和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及其与主动性人格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社会帮扶对激发脱贫农民主动性人格、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感知社会支持和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下,主动性人格在社会帮扶与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感知社会支持与知识吸收在社会帮扶对主动性人格、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均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且,感知社会支持和主动性人格、知识吸收和主动性人格在社会帮扶对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帮扶与脱贫农民生计发展内生动力之间关系的认识,拓展了二者作用关系的边界条件,丰富了内生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对增强脱贫群众生计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双元解释框架,采用鄂、湘、黔、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责任意识与资源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偏低,呈现出“政治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的结构特征。其中,较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回流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更低。责任意识和资源禀赋均对提升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且在青年农民和回流农民群体中更加显著。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利益相关度、自我效能感也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为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农民责任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资源禀赋与自我效能感。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依据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将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计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其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影响型内在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具有“弥漫性”的特点.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对农民高、低层次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不同.     

政府推广、金融素养与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的农民行为响应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陕西省690户设施蔬菜种植户购买“银保富”大棚损失险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政府推广与农民金融素养对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农民行为响应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推广显著促进了农民购买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但政府宣传推广农业保险政策与农业保险产品的力度有待提升;金融素养对农民购买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民金融素养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金融素养在政府推广影响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农民行为响应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农民的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

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解决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第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变量,二者均能对公共精神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机制,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政府要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的精准性、公平性与普及性,同时通过制度建构确保在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以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强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涵育农民公共精神,加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政治动机、政治技能和社团参与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公民自愿模型的分析

基于公民自愿模型视角,以城市居民为例,定量分析了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影响显著,其中作为政治资源的政治技能和作为社会网络的社团参与程度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在政治动机包含的两个变量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中,则政治兴趣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且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功能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正向影响，且功能社会资本更有助于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即农村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结构社会资本只对城市居民有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陕西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陕西省908户农户调查数据,从金融知识与金融能力两个维度测度了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民金融行为的影响以及金融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路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农民金融素养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其金融素养指数均值为0. 35,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区域的农民金融素养水平具有较大差距;金融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信贷行为、理财行为及保险行为;信贷行为、理财行为与保险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的路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38. 35%、18. 58%和26. 17%。据此,提出了开展农民金融素养教育、优化农民金融行为决策、保障农民合法金融权益等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G村的社会调查

以陕西省岐山县G村社会调研数据为基础,对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关注度、参与度、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认为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高。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效能感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学的关键变量、内在与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举措,以改善人口学变量中关键因素,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