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且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功能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正向影响,且功能社会资本更有助于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即农村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结构社会资本只对城市居民有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依据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将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计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其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影响型内在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具有“弥漫性”的特点.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对农民高、低层次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不同.     

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G村的社会调查

以陕西省岐山县G村社会调研数据为基础,对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关注度、参与度、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认为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高。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效能感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学的关键变量、内在与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举措,以改善人口学变量中关键因素,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使用教育部直属A大学的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以1 107名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重点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2)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父母参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诞生,改变了农业资源的分配格局,在使农户增收的同时增强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信任与认同,进一步提高了其规模化与组织化程度;在改善农户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正是由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有的功能和张力,与市场竞争、农产品特性、农户个体生产的弱势特点及内在的经济利益相契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使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它对乡村经济的深度影响无疑会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起点。只有正确处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才能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和齐头并进。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民政治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非公利性、非自觉性、非均衡性、非制度性等特点。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联性表现在: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农民政治参与目的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因此,现阶段必须抓好基层党建,激起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创新参与平台,鼓励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加强亲民教育,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提供参与保障,引导农民政治参与目的。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     

核心素养下余暇体育锻炼如何提升社会适应——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在核心素养下,探索余暇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方便抽样,对1 013名高中生进行测量,测量工具包括余暇体育锻炼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适应能力量表。结果表明：（1）余暇体育锻炼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β=0.169,p<0.01）和社会适应（β=0.187,p<0.01）,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β=0.304,p<0.01）。（2）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余暇体育锻炼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0.031,0.078）,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78.57%和21.4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余暇体育锻炼、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适应之间呈两两显著相关,且余暇体育锻炼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2）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余暇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之间起显著的中介效应。（3）在余暇体育锻炼、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适应方面考虑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研究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升其幸福感已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之一。笔者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尊、线上和线下同伴交往均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作为心理因素的自尊与作为行为因素的同伴交往,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双重中介作用,并且自尊的中介效应强于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在同伴交往机制中,线下交往的中介作用要强于线上交往的中介作用。由此来看,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可以通过双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理念,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与同伴积极交往、互动。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我国62个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TOE框架，探究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各条件有效结合的5种路径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与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更加多样化。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树立整体性思维，因时因地选择合适路径，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