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道德建设的德性追求

行政道德的规范功能是权力的应然设置,它直接的消极后果就是行政主体的工具化。行政道德的最终目的价值是成就人、塑造人,惟有德性才能实现之,因此,德性培育便成为行政道德建设的主要问题。制度安排与市俗关爱是培育德性的重要内容。     

德性对于规范的滋养 ——论中国传统德性伦理对于彰显生命崇高价值的意义

在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形而上学终结和理想信念日渐式微的现实,人类自觉意识不能不重视守护道德崇高底线的生命伦理思维。而以自然人性预设和理性主体自觉为前提的西方现代伦理思维,在对于人的生命伦理的意义诠释和行为引领上,尽管有崇尚个性独立和人格自由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主客分离、价值至上、个人本位等弊端。与此不同,中国传统思维,尤其是儒家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泛伦理思维,从关注人的性命出发,坚持泛爱物的广义生命伦理思维,不仅弘扬人的德性生命,而且珍爱人乃至于万物灵灵的自然情欲生命。主张把伦理思维从主体际性推广到人与一切他者的领域。这不仅能够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而且有利于建构合理的生命伦理思想体系。     

德性与规范并重:从康德道德学谈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

伦理学界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争论也使得道德教育界对于应该如何进行学生道德人格培养的途径出现了各执一端的局面。从康德道德理论的重新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进行统一的努力方向,而这种理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思路,即:道德人格的培养应该可以是外在规范与内在德性并重的过程,规范主义中包含着德性精神,而德性也可以是包含规范的德性。这种机制对于更加全面与综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与效用。     

从祭祀乐到雅乐——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文化意蕴

在初始时期"乐"主要以"祭祀乐"的形态呈现,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情感.随着文化氛围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乐"更多的以"礼乐一体"的面貌存在.为了保持"乐"的独立性并提升其价值,儒家在"制礼作乐"的基础上将"祭祀乐"转化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雅乐","乐"便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相连,体现出儒家"乐教"理性与神性杂糅的特点.     

论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复杂关系

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是伦理学理论和现实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逻辑关系主要有一体两面关系、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关系、相互离异的关系、相互转化的关系以及功能与价值关系。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现实关系除包含二者逻辑层面关系的内容外,还有一个特殊方面,就是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功能与价值关系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史与道德生活史)以动态的方式双重地呈现出来。     

论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复杂关系

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是伦理学理论和现实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逻辑关系主要有一体两面关系、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关系、相互离异的关系、相互转化的关系以及功能与价值关系。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现实关系除包含二者逻辑层面关系的内容外,还有一个特殊方面,就是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功能与价值关系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史与道德生活史）以动态的方式双重地呈现出来。     

从制度伦理视阈审视德性伦理之意义——兼论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之含义

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的论题反映了在制度化趋势空前加强的现代社会,制度伦理研究已成为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在道德建设实践中,由于德性伦理自身的优势,德性伦理在地位上高于制度伦理,但由于制度伦理的基础性,制度伦理在程序上又要先于德性伦理.在处理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础上,需要培育和塑造具有完全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     

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基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一种探讨

德性在今天被看做要么是主体性的,要么是普遍性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不曾提出这样的论题。不采纳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表层原因是他们都把德性看做属于心灵的,深层原因是他们都认为人始终具有成为一个实践者的可能性,可能的实践的观点取消了提出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必要性。他们不提出德性的普遍性论题的原因,是他们都不认为德性对于所有当下心灵都直接具有普遍性,他们把普遍性看做基于实践者所达到的心灵状态,而人们所达到的心灵状态差别巨大。他们认为,德性含有的普遍性是能够在具有相同德性的心灵上呈现的那种普遍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非常接近地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的问题的伦理学观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德性具有今天哲学家们所称的普遍性,但它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可能、基于德性的心灵展开的可能的普遍性。     

从礼文化的视角论“乐”之魂

“乐”源于人的情感而又与情感互动,通向伦理道德而又以善德为评价标准;它以“中和”为美又有和谐社会之功能,既是提高个人修养之手段又是治国安邦之大柄。因此,“乐”之灵魂是情感、道德与和谐的统一体。     

德性与技术的偏离:道德增强技术的德性伦理批判

从身体到精神的自我解构、自我重组、自我增强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一种诉诸药物、神经刺激、基因编辑以及人工智能等用以增强人类道德的新兴技术手段——非传统道德增强技术悄然到来.新兴技术革命为德性论的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却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将会引发传统德性论的多重困境:颠倒道德根基、稀释德性价值、偏离德性育养路径、导致德性评价错位.在新兴增强技术背景下,应当倡导技术与德性的良性互动,使德性与技术共生共荣,从而推动人类道德文明的发展进步.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

本文在“轴心时代”的背景下，说明孔子和苏格拉底如何对人类的共同目标和首先精神所做的贡献。他们之问的可比性表现在三个：德性的统一性，首先的知识性和德性的普遍性。     

道德偏好：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融合统一的中介

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受到当代学界的高度关注。规范伦理成为现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基础性框架和德性伦理被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范伦理迫切需要德性伦理的支持。如何实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道德偏好不失为联结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实现二者融合统一的桥梁和纽带。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休谟德性理论探析

休谟在其德性理论中贯彻经验论,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推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论传统。他认为以同情为源泉的道德感是德性区别的根据,功利是德性价值的来源,进而提出了他的德目体系和归类标准。休谟以自然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为基本线索,提出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现代德性理论的新范式,对审视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局限性和西方伦理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中的“德性”与“规范”

探讨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中的德性和规范,应当从社会转型期出发,着眼于旧道德的消亡与新道德的产生,探讨经济伦理、政治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内涵、思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确立经济伦理道德,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伦理道德,社会伦理道德,生态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取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把“五个文明”建设搞好,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水准提高了,才能用新道德取代旧道德,才能用新道德规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的道德和文明水准才能得以真正的提升。     

论先秦儒家“乐”思想及其对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

先秦儒家不仅将乐视作能够承载伦理实质的艺术形态,甚至将其视作伦理观念本身。他们严格遵循和的导向,恪守礼的标准,赋予乐以道,意图通过礼乐教化达到规范社会与个人的目的。他们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在于:文艺理论的构建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优秀作品的创作要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文艺创作不能脱离具体时代与群众实践。     

德性伦理还是角色伦理——以《孟子》为中心进行的考察

孟子的伦理学建立在其目的论与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是德性伦理学。但是因其理论具有普遍人性与特殊人性相统一,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特色,又因其对角色伦常的强调,使得其伦理学具有角色伦理学的某些特色,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孟子的伦理学就是角色伦理学。其次,在孟子思想中,普遍的人的德性与特定角色应具有的德性是统一的,但普遍的人的德性是人之为人的前提,角色在逻辑上位于德性之后。而且孟子的权变思想也体现了其德性伦理学的特征。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三个代表”与党的德性建设

“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从人的的主观能动性上要求党的德性建设,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动力;德性建设内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求之中,是新型德体系的重要组成;“最广大人民群从根本利益的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德生建设,以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把党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学术期刊编辑伦理操守与德性倡导——基于学术道德失范的视角

学术道德失范是国内外学术界面临的共同难题。相对于学者个人、学术机构和管理部门来说,学术期刊编辑作为学术成果的"把关人"和"传播者",对学术道德具有特殊的影响和作用——既有防治学术道德失范的正作用,又有助推学术道德失范的负作用。因此,要促进学术道德建设,就要鼓励和发挥学术编辑防范学术道德失范的正作用,抑制其负作用,使学术期刊编辑明确自己对学术失范的道德责任,在坚守编辑职业道德和伦理责任的同时,利用自身工作优势倡导良好的学术德性,发挥学术道德倡导和引领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术道德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