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与西夏关系略论

在铁木真统一漠北以前很长时间里,蒙古高原上的诸部落相互征战,争夺霸权,尚无暇顾及更大范围的对外扩张,他们与统治河套和河西走廊的西夏王朝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到了铁木真统一蒙古(1206)前夕,漠北的游牧部落才开始与西夏有了接触。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05年算起,到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西夏并攻灭西夏,这二十二年     

清代蒙古族与汉族商贸空间的开拓与文化耦合

清代以来,蒙古族与汉族在蒙古高原开拓了广泛的商贸空间,并创立了具有特点的商贸运作模式,促成文化耦合。这是清代蒙古高原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与互动的标识之一。这一时期蒙古族与汉族商贸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是在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发生的。其不仅推动了内蒙古地域商贸文化的发展,成为今日实现城镇化的前奏,而且说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强势冲击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已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蒙古族与汉族在商贸文化的互动与合作中实现了国家认同。     

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鲜卑兴起的原因分析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越来越黑暗、国力不断衰弱,当时处于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迁离蒙古高原,还有部分迁入到汉族人居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鲜卑民族占据了匈奴故地,为鲜卑部落联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之当时鲜卑人民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将中原文化和手工业制作工艺带入到鲜卑居住地,有效地推动了鲜卑社会的快速发展.鲜卑民族长期以来的军事掠夺也使其获取了一定的财力和人力,这些都为鲜卑成为蒙古草原上的新霸主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鲜卑兴起的原因分析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越来越黑暗、国力不断衰弱,当时处于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迁离蒙古高原,还有部分迁入到汉族人居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鲜卑民族占据了匈奴故地,为鲜卑部落联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之当时鲜卑人民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将中原文化和手工业制作工艺带入到鲜卑居住地,有效地推动了鲜卑社会的快速发展。鲜卑民族长期以来的军事掠夺也使其获取了一定的财力和人力,这些都为鲜卑成为蒙古草原上的新霸主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浅析西海蒙古与明朝的通贡互市

西海蒙古是蒙古的一部分,明朝中期逐渐由蒙古高原移居到西海。他们为了获得生活必须品,多次向明朝求贡,但都遭到拒绝。隆庆年间明蒙议和后,西海蒙古获得了与明朝互市的权利。     

论蒙古族的山神崇拜

自古以来,居住在北方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先民对山神充满敬畏之情。人们祭祀山神,祈求山神能够保佑草木旺盛,牲畜兴旺。这种山神崇拜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当代。     

论欧亚草原上的通古斯族

本文以语言是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为主线，求证生活在蒙古高原诸部的通古斯祖源成分，认为通古斯人遍及整个欧亚草原是合乎情理的。     

《蒙藏关系史研究》评介

蒙藏两大民族之关系源远流长。自元朝时期吐蕃与中央政权建立政治关系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紧密连接起来,蒙藏两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不断发展,北方和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牧业经济,同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密切联系和友好往来中,蒙藏两族之间日益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这对于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缔造,对于祖国边疆开发和边防的巩固,对于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统一,这种经济关系和民族关系,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为重要。     

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

本文所要讲的西北地区,系指北宋政和元年所划分的政区永兴军路、秦风路和河东路西北部及西夏全境.这个地区在祖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秦陇自周秦以降至唐中叶是中原统一王朝的政治重心所在.河西、河湟及银川平原之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自古即为各游牧部族驰逐往来的场所,也是中原王朝屯田畜牧和军马供给的重要基地.特别是汉唐以来该地区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亦即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同时它又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与西南民族联合的接合部.所以该地区一向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必争.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

河西走廊南临青藏高原 ,北接蒙古高原 ,是连接中原与西部边陲的交通要道。在藏传佛教向外传播过程中 ,河西走廊起了桥梁和基地的作用。藏传佛教自西夏时期传入河西地区后 ,逐渐在当地宗教文化中居主导地位 ,对这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19世纪末环青海湖及柴达木地区的藏蒙人口——以柔克义考察文献为中心

在汉文史料中,清代环青海湖和柴达木地区的藏蒙人口一直缺少准确的编户数字。柔克义在1889和1891年的两次考察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户数,对于认识清代该地区的藏蒙人口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相关考察文献尚未在国内出版,有关研究也未能引用其著述。本文将柔克义旅行文献中有关清末环青海湖和柴达木地区的藏蒙人口考察记录进行归纳、考证和分析,并置入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与民国汉文文献进行比对,对清末青海方志以及民国人口调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检讨,初步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三十年代该地区藏蒙人口衰减和增长的历史因素。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与蒙古族地区政治互动异同之比较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政治互动从内容到效果虽大异其趣,但治蒙方略却异中有同,相同点是:都极其重视蒙古问题、推行恩威兼施方针、注意吸纳历代治蒙经验、施行分治之策。不同点是:清代突破了明之华夷观,形成了新的中国观;发展了明朝以神道设教的理念,形成了以黄教安众蒙古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满蒙联姻、满蒙联盟等互动形式,发展并巩固了与蒙古的政治统合关系,使漠北蒙古成为清朝的边疆屏藩,困扰中国历史若干世纪的蒙古问题就此迎刃而解。明清解决蒙古问题的政策体系与政治体制的成败得失,值得深入总结,以为解决至今犹存的民族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与鉴借。     

清代藏新蒙边疆城市发展滞后原因探析

清代中国内陆边疆西藏、新疆、蒙古地区城市出现较快发展,但相比内地的城市发展仍然滞后和缓慢。脆弱的自然地理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与内外战争、落后的经济基础、人口、思想观念等都是造成藏、新、蒙边疆城市发展滞后和缓慢的原因。当前,制约内陆边疆地区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部分因素却仍然存在,成为今天制约藏、新、蒙内陆边疆地区城市化的因素,因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探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内蒙古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考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内蒙古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们认为决不能好高骛远,决不能单纯抓工商企业的规模扩张和产值增长速度,而是首先要脚踏实地,夯实基础,创造投资环境条件。应该研究制定一条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之路,实施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为内蒙古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论蒙古族科尔沁文化

科尔沁文化是指蒙古族科尔沁地区的区域文化。“科尔沁”既是蒙古族古老部族的概念,又是地域地理概念。科尔沁文化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草原文化多元一体中的一个重要区系,有着自己独特的风韵,这主要取决于科尔沁的独特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科尔沁文化内涵丰富,里面蕴含着“崇尚英雄”、“辅佐社稷”、“追求发展”、“热爱故乡”、“保护生态”、“坚忍不拔”等人文思想。特别是科尔沁文化所折射出的“坚毅、包容、创新、进取“的人文精神,为我们今天建设先进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优良传统应当很好地继承,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为科尔沁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智力支持。     

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关于西部大开发一些问题的思考

本文就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 ,并对当前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辽宁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随旗"现象历史分析——兼谈东北地区民族融合与社会变迁

清代,部分关内汉族农民来到喀喇沁蒙古地区,为了生存需要,主动融入蒙古族中,并最终在心理上完成了对蒙古族的认同,从而促进了当地的民族融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迁。     

黑龙江蒙古族的节日民俗

本文从宗教性节日、生产性节日、年节、文娱性节日四个方面介绍了黑龙江省蒙古人的节日民俗。     

蒙·元时期回回等西域族类东迁过程疏证

蒙·元时代的历史运动,导致了亚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和流动。这一时期,大量居葱岭以西的回回人、钦察人、康里人、哈剌鲁人、阿儿浑人、阿速人、斡罗斯人、术忽、也里可温等,或因被俘、降附,以军士身份被签发东来;或以工匠、驱口(多妇女儿童)被掳掠而来;或为技师、官员因招募、任职而来;或以商人、教士因贸易、传教而来。他们的东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土的民族结构,并对元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分别从蒙古兴起初、蒙古三次西征及元朝建立后三个时间段,对上述西域族类的东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从而探究了蒙·元时期西域人东迁的历史轨迹,明晰了其活动线索,并说明自蒙古兴起直至元代末年,西域人的东迁过程始终未曾间断。     

壮语地名的分类--壮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之二

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给壮语地名分类有语言分类和命名法分类。语言分类有构词类别和造词类别。构词类别有单纯词地名、复合词地名和词组地名。造词类别有原生地名和非原生地名。命名法分类有描述性地名、记叙性地名、寓托性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