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论中国宋代山水画中的“禅境”

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思想像禅宗这样深入中国士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禅宗与中国绘画发生关系的更重要方面,是禅宗对文人人生观的广泛渗透和影响,对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内容、风格、流派的形成以及绘画艺术的批评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不将禅宗对山水画的影响考虑进去,就无法勾画出唐宋以后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基本面貌。     

禅宗语录“（××）汉”称呼语的语义语用分析——兼论“汉”的历史来源及情感倾向

“（XX）汉”是禅宗语录中高频使用的称呼语，其语义内涵丰富，有着特定的禅宗行业意义。从语用表达看，“（XX）汉”称呼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情感表达、主观评价和警示学人等语用效力。禅宗文献中首次出现了“（XX）汉”的褒义用法，使得“汉”从原来的贬称发展为一般的通称，成为现代汉语“（XX）汉”用法的主要来源。     

《坛经》术语英译的文化间性特征探赜

宗教在他国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间性”的生产过程，禅宗在中国的诞生正是如此，《坛经》作为五家七宗的根源，是禅宗的奠基之作。禅宗是融合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间性”产物，加之国内外译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禅宗术语翻译带有明显的“文化间性”特征。研究发现，《坛经》英译呈现出异质性与融合性的“文化间性”特点，使禅宗在异国的传播与接受效果产生较大差异。文章通过揭示和比较《坛经》术语英译中的“文化间性”特点，发掘禅宗术语英译中“文化间性”的不同形态，以促进学界对禅宗术语英译的思考。     

论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形式及文化内蕴

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义，诗意地解决了自我超越与自我完善的宗教课题。它以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化智慧，契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消除了佛圣与世俗生活的界限，用直观、生动的形式宣喻其独特的宗教教义，因而　其偈颂、禅诗、语录等，都极富诗的形象特征。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是儒道文化精神　的宗教体现，是以中国文化心理为底蕴的。     

唐代罗浮山地区文化发展论略

唐代罗浮山地区是岭南的宗教中心和文化中心。禅宗南宗以及同岭南禅宗有着因缘关系的韩愈、李翱性理学说都曾有一段在此生长的历史,并由此向中原内地漫延开去。唐代罗浮山地区的道教也得到发展,并直接参与全国性的“会昌毁佛”事件。罗浮山还吸引了一批士人来此读书习业,这对宋代岭南书院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禅宗修辞角度谈莫言《生死疲劳》的宗教情怀

所谓“禅宗修辞”,是指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的语录、灯录中所使用和出现过的修辞现象、修辞手法及其规律。在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中,也出现大量为了表达作者心中的佛教观而使用的修辞现象、修辞手法及其规律。以禅宗修辞为视角,从禅宗修辞的模糊性、禅宗修辞的非逻辑性和禅宗修辞方式这三方面来分析《生死疲劳》的宗教情怀。     

六祖惠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

本世纪以来,禅宗史上有关惠能“目不识丁”和至五祖弘忍处顿悟似已成定论。本文作者通过对惠能早年事迹的考察,认为惠能早年成长明显有其家庭的特殊影响。禅宗典籍中其“目不识丁”的形象可能是有意突出南宗禅“不立文字”的特征和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性。作者认为,唐初岭南溪洞地区独特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环境都曾经对惠能早年成长及其南宗禅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惠能的故乡新州在初唐之际已兴建了大量寺庙。惠能从弘忍那里得到的可能只是一种传“法”权。     

禅宗心性论试析

本文对禅宗之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口号,以“明心见性”为根本宗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作者指出,这种心性合一、体用合一的宗教实践理论,一方面具有宗教哲学的神秘性,另方面却最少宗教的庄严性,它已变成完全世俗化的宗教,因而更符合广大士民的需要。这种心性论再前进一步,就将走向宗教哲学的反面,而这正是理学心性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安庆禅宗文化流传与旅游开发初探

禅宗是中国佛教教派中的重要宗派之一,是中国化的佛教。安庆是禅宗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个据点,有众多的禅宗文化遗存。通过分析禅宗文化的特点、安庆地区的禅宗文化流传情况,并在安庆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庆禅宗旅游开发新的开发模式,即区别于已有宗教旅游路线,走综合旅游开发之路,整合安庆各县的禅宗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在禅宗特点景观设计、禅修式旅游产品开发及禅宗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度、长期可持续的旅游开发。     

实在与良知——西田哲学与阳明学之比较

西田哲学是以东方思想特别是禅佛教为基础、西方哲学思想为素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创立的一种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哲学体系。将其置于世界场域中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着重阐释西田哲学体系基础之"实在论",分析王阳明"良知"学说对西田的精神提撕作用,并通过"统一力"与"良知"等概念的对比,考察西田哲学及其与阳明学的关系。     

“垮掉一代”禅之旅

"垮掉一代"借助东方哲学尤其是禅宗思索改革社会的良方。从习禅、写禅、化禅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看到禅宗在"垮掉一代"中的全面渗透。"垮掉一代"身体力行地进行禅宗实践,如打坐、沉思、去寺院研习禅经、开设禅堂,甚至担任禅寺住持,不仅将禅理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且以禅入诗,在诗歌中大量使用禅典,将禅宗思想融入诗歌创作,提倡强调直觉的具有禅宗美学特质的自发式写作。虽然"垮掉一代"深受禅宗思想影响,但并非生搬硬套,而是深深打上了美国本土烙印,形成独具美国特色的"垮掉禅"。     

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

禅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美学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当代禅美学研究在禅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佛禅与中国传统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研究角度主要是分析禅与艺本质上的深层联系以及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艺作品中总结禅美学的内在规律,研究方式已初步突破传统美学的感悟式思维,而趋向于涉取西方、哲学、心理学的成果。禅美学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存在着视野狭窄的问题。     

庄禅智慧对韩少功后期小说的影响

韩少功后期小说创作从中国庄禅哲学中获取了创旧图新、融会东西的灵感和智慧,庄禅哲学的相对主义促成了其小说观念的重新定位,禅宗的直觉思维特性改变了其小说思维模式,禅宗的神秘主义因素则为其小说表现手法注入了新质。     

论老子、庄子、禅宗的哲学思辨逻辑

老子、庄子、禅宗哲学思辨的逻辑都具有两极对转、相反相成、圆融无极、流转不居的特性。从运思形式和思辨逻辑的角度看,禅宗哲学与老子哲学是一脉相承、性质同一的。但在主客体关系上,二者运思的方向却是相反的:老子是从绝对的客体世界出发,转入绝对的主体世界,最终达于主客两极圆融的境界;禅宗是从绝对的主体世界出发,转入绝对的客体世界,最终达于(自他不二)主客两极圆融的境界。庄子哲学可以看作是介于老子的绝对客观主义与禅宗的绝对主观主义的一个中间环节,也可以将庄子哲学看作老子的绝对客观主义向禅宗的绝对主观主义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     

禅宗与日本五山文学

禅宗从中国传入日本以后,在武士阶级和幕府政权的保护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五山禅僧为主体的汉诗人通过禅宗接受中国优秀文化,掀起汉文学风潮,产生了主导当时日本文坛的"五山文学"。五山文学完成了从"偈"到"诗"的演进,推动了早期汉诗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主流文学的特点,成为日本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所以禅宗的世俗化,普及的不仅是宗教的禅、哲学的禅,而且是文化的禅、文学的禅。     

“天下皆说先生是禅学”：陆九渊与禅学

陆九渊十分熟悉佛教之说，与禅僧交往比较密切，心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禅学特征。他反对佛教的祈福功能，主张为学应如禅学明心见性般简易直接、直契本心。在接引弟子时，陆九渊往往采取禅宗高僧式的直契学者本性，使其顿悟本心凡圣不异、人人不异。陆九渊借用了禅学的观念、禅僧的机锋和作风，用于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提出与程朱理学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这是对儒学的发展。应该具体分析陆九渊思想中的各种知识因素，探讨禅学在其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才不会陷于一种简单和武断的判断。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概论宋代混融三教的文字禅

禅宗意境虽不可说,但却可以借助文字有所显示。文字禅所强调的“文以载道”,即是谓此。宋代文字禅的兴起,使禅宗语言哲学完成了由不立文字、道断语言,到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无痕换骨,充分展现了禅宗在语言哲学和方法论上的无穷魅力。     

真理符合论与虚无的发现--兼论中西哲学走向诗学的原因

真理问题是中西哲学的核心问题.但现代以来,随着西方传统认识论被解构,三个问题暴露出来首先,由于人认识能力的有限和世界的无限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知识能否切中对象成为一个引人质疑的问题;其次,既然人的认知能力不足以把握世界整体,关于其存在根据的本体设定就更缺乏对世界实然状况的揭示能力;再次,人作为认识主体,理性灵魂长期被视为人获得真知的内在根据,但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却对这种内在根据进行了否定.这三个问题导致了西方传统知识价值体系的瓦解,使反本质、非理性、去中心成为现代哲学的走向,并使虚无代替真理成为世界最后的本相.虚无的发现是西方现代哲学出现人类学、语言学、生存论转向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哲学由于在其奠基期就对人认识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因此产生了道家的本无论和禅宗的空观,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中西哲学不但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发明,而且中国哲学虚无论的漫长传统,可以将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