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及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化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彰显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革具有进步性,但是,在经济层面上,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化以残酷地剥削、物质主义膨胀和对外扩张掠夺实现资本的增值;在社会层面上,为维护资产者的利益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决定自身短暂性的历史命运。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抑制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摒弃物质主义膨胀造成人的精神价值失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生态危机和对外扩张掠夺的侵略本性,为人类文明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现代化模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以实践的魅力彰显中国方案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逻辑及其世界意义

道路的选择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地统筹推进的结果；从价值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了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创，超越了传统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崭新形态，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科学技术社会风险的价值反思

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对科技成果应用后果和社会风险的反思愈来愈为思想家们所关切。西方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的批判。面对科学技术潜在的环境、价值等社会风险,需要重铸现代人文精神,为科技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过程中坚持遵循利益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的尺度。中国要想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就需要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整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论改革开放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进入 2 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将会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由此在价值和现实层面将产生一系列矛盾和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文化价值层面主要表现为 :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 ;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 ;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 ;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而从文化现实层面考察 ,其冲突则表现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种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追求的文化群体之间。它们既有矛盾冲突 ,又有融合借鉴。在这一表现过程中 ,中国文化亦将在新的价值层面开始新的整合 ,这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陷阱”的跨越

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由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的必然趋势,昭示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现代方向,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早发形态,西方式现代化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并非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跨越西方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马尔库塞陷阱”“库兹涅茨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开创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愿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参考和新选择。     

儒家文化: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全球化是经济、贸易、科技的一体化、趋同化.但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现代化决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理性价值的普遍化.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已经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以功利、权利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了深刻检讨.而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也鲜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和理念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而且,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基点的展开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性研究

若欲对市民社会这一主流语式作一深入研究,须把握几个基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的自治及限度、内涵的多层次与包容性、社会的内涵及该理论的历史沿革及实证;而其历史变迁又可归纳为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与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剥离;其历史发展也实践着市民社会的不同层级概念:描述性、规范性与价值性概念;尽管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及中国市民社会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等问题观点不一,虽然简单套用易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扭曲和忽略,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形态间全无共同点,尤其当引入现代性思考维度来思考未来中国发展时,不能说其在中国语境中无意义,市民社会的合理建构是中国现代化须作出的努力。     

乡村产业现代化：支撑要素、模式选择及未来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产业现代化是我国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要求。乡村产业现代化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强、产业绿色发展、产业融合发展。而乡村产业现代化依赖于“乡土资源—组织化—政府—市场”这四维要素的支撑,其中,乡土资源是物质基础,组织化是客观要求,政府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基于乡土资源的差异,促进我国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模式可分为：规模化专业化的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特色化深加工的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人文生态资源依托的观赏康养产业发展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胸怀宽广的历史格局、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进行积极的历史实践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历史格局中，以世界历史为宏大视野，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历史自觉中，破除了对历史规律的教条化理解，否认了对历史目的的“历史终结论”式解读，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历史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立足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走出了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谋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统筹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研究：以广州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其理论体系是在理论和实践创新突破中形成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从其内涵和本质要求来看,可将乡村振兴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实践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和底线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准确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以广州为例,科学探寻超大城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进路,不仅具有现实价值,而且可以对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做出理论回应。     

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毛泽东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党面临的任务,适时领导我党我军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科学地预见抗战历史进程;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完整地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动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领导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的政治路线和纲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历史转折点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抗日战争使中国正式解脱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枷锁,雪洗了百年耻辱,开始以平等的地位站立于国际政治舞台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     

陈独秀武装斗争思想的发展轨迹

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经历了建党初期轻视、革命高潮时期重视、革命危机时期放弃和抗日战争时期升华这样一个曲折而又复杂的发展过程。他的武装斗争思想几乎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平行发展的,因此,也是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所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民国首任北平市长何其巩

何其巩是民国时期一位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的国民党官员。早年为冯玉祥将军秘书。 192 8年北京设立特别市 ,为首任北平市长。 1936年转入教育界 ,为中国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 ,坚持在沦陷区办学 ,始终抵住了日伪势力 ,使中国大学发展成为沦陷区一块抗日教育基地及文化界的抗日阵地。 194 9年他拒绝南迁 ,迎接和平解放     

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和国际一切积极进步力量的支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实施的策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的原则是“独立自主”;采取的斗争原则是“既联合又斗争”。     

浅析抗日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农业贷款之作用

抗日时期,由于东部省份的不断沦陷,迫于军粮民食的巨大压力,国民政府在对西北农业开发问题上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尤其是在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农业贷款的主要政策有对农村金融的重视及农贷政策的制订;农业金融网络的建立;农贷的有力执行。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年）——对国共两党组织体制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国共两党对战后东北接收方案的比较入手，通过考察双方对区域工业遗产作出回应的具体策略及过程，揭示两党在接收中的不同组织困境以及各自的克服之策。复员和动员分别是国共两党在各自区域内的基本组织逻辑，而“条”“块”间的冲突与“统”“分”间的张力则是二者分别面对的结构性困难。在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国民党坚守城市和铁路线，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接收要员发挥空间受限；中共虽退居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但能接续既往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并促发军政和财经干部在组织上的创新。对东北的接收方案的差异既是两党利用组织原则应对地缘政治和区域制度遗产的体现，更折射出各自建国方略上的差别。从组织体制上来说，东北的接收恰恰是中国国家建设在20世纪中叶的转折点，其所激发出的政党在组织上的创制提供了由战时走向建政的组织上的转化机制。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对于数以千万计亲历二战的中国民众来说,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无疑会在他们的心里产生极大的创伤感。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年间,这种刻骨铭心的国族受难和遭受非正义的经历,却长期停留在民间个体记忆中,没有成为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官方话语表达的核心。本文旨在借助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对这一围绕抗战创伤经历所发生的“文化失忆”现象进行全新的探索。文章首先梳理1949年之后阶级创伤叙事的形成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集体身份建构,然后通过梳理抗战记忆在官方话语中的呈现,检讨战争中国族受难经历与阶级创伤宏大叙事之间所形成的逻辑冲突,进而指出正是这种逻辑冲突在某种意义上阻抑了抗战创伤叙事的形成。     

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认知的差异——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洋学吸收为例

林则徐与渡边华山虽身处中国和日本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在相似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动机下,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建树.只是由于中日两国吸收洋学的环境、归结等不同,二者同途而异归.正是这种同途而异归的结果,对尔后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及两国各自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90年是创新的90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创新。在90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现代化而不断探索和全面创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这一崭新的革命模式,创造性地领导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带领中国逐步走上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