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嵌入传播：平台媒体的权力转移与风险规避

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媒体生态系统,平台媒体及其算法逐渐在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质上承担了以往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掌握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平台媒体。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观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险。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行的治理思路是评估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社会影响,从多元共治的视角建立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论民主方式的滥用

一般而言,民主方式的滥用只能归因于决策权力之不受法制的制约。当公共组织的决策者滥用民主方式时,我们不应认为他有实践民主的偏好,而毋宁说他在践踏法制。因此,决策权力的法治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头等大事;在此基础上,完善选举制度、开辟公民从事利益表达的制度性渠道及建立有效的选民监控决策权力的机制,才是实践民主的正确道路。     

加强对公务员权力的监督机制建设

监督机制是各种监督法规、监督机构、监督渠道的总称。权力需要监督,没有监督或制约的权力会被滥用。对此,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在一个国家中,政府的行政权力十分广泛,涉及到人、财、物的各个方面,一旦被滥用,必然导致种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公务员是行使政府行政权力的主体,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实际上表现为对公务员的监督。一、以科学的态度正视古今中外卓有成效的做…     

从单向到多元控制——村庄多重权力运作中的博弈困境及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农村权力领域的民主化制度创新,即打破村庄场域内原有的权力格局,导入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而在权力格局打破和重塑的过程中,各权力主体在作用于共同对象——村庄公共事务时,因尚未形成各自独立的、合理的、规范的、成熟的权力运作途径,使得权威基础和效用目标皆不同的多重权力在单一的渠道内输送,从而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多重博弈,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基于此,以制度变迁作为分析框架,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     

构建良性互动的合理政商关系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商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官员权力寻租空间大、官僚作风重、民营企业家存在权力依附与权力俘获行为。传统的关系文化、陈旧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是导致政商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建构良性互动、规范合理的政商关系,需要借助制度化和法治化改革的力量,做好制度改革的"加法"与"减法",拓宽民营企业家制度化参与渠道,搭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法治框架。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治水社会：国家基础性权力成长与基层协商能力建构——以中国基层治水事实为研究对象

内生的社会治水形塑治水社会,这种社会性治水活动是治水当事人共同协商的结果,也是多个治水参与者共同参与的组织性活动。我国基层治水的若干案例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国家—社会互动中,伴随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我国基层水治理协商历经了民间自我协商、行政主导协商、党政引领协商三种模式的演变。在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增长的进程中,要积极发挥治水这一公共性活动对治水国家价值观念的形塑,重视国家基础性权力对基层社会治水进程的渗透和调节作用。有效激发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意识,畅通和扩展政治参与渠道,确保所有协商治水的参与者表达其真实的参与意愿。同时,要将多元治水的社会资本逐渐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拓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赋权空间,推进国家治水过程中协商治理的高效性和回应性。     

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就业问题研究（续一）

二、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就业问题日益突出的表现及产生原因 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就业是具有劳动能力人的最基本权力,它不仅是绝大多数人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人们融入社会大家庭的基本方式。这些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原吸纳就业的渠道和容量越来越小,而新的吸纳领域和渠道未得到充分开拓,劳动力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     

试论党务公开建设的成效、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

加强党务公开建设是保证党内权力运行置于党员群众监督之下的必要前提。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务公开建设已取得了不少成就,许多党组织设立了党务公开网络平台,拓宽了上下沟通渠道,扩大了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目前仍存在着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党务公开的范围、内容和程序仍不完善、公开监督不力等问题。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颁布实施,对加强党务公开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今后我们要继续探寻党务公开建设的优化路径,努力营造党内民主氛围、不断完善程序设计和制度化建设、开拓新的沟通平台和渠道,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村民自治的难点及其根源

村民自治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但在其运行过程中却遇到不少难题。矛盾的深层原因是当前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利益驱动、两种制度形成渠道和两条权力运行机制的对立、党政职权界定不清和传统心理、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论舆论监督语境内涵在当代中国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官方对于权力过于集中历史教训的反思、西方政治思想领域中分权思想的再次兴起以及中国新闻传媒在实践中的积极探索,推动了＂舆论监督＂在当代中国的凸显,同时建构起的还有舆论监督的对话渠道、新闻报道和群众批评三大历史语境内涵。作为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功能,舆论监督的提出,突破了＂喉舌论＂的新闻传媒的功能定位,建构了新闻传媒监督政治权力的最初合法性,并为此后中国的新闻传媒实践开拓了空间。     

从社会利益分裂走向社会利益整合的思考——两种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比较分析及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当混合体制在不同模式中赋予不同的内容时,决定了社会利益结构的不同发展方向.可以说,从社会利益分裂走向社会利益整合的关键在于能否降低下层维护自身利益的成本,为此,要提高阶层之间直接利益的联系,防止公共权力被人为地私有化以及权钱交易;提高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参与权,让更多人的权力有释放的渠道;构建制度化平台,建立快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近代法国右翼报刊之发展

对于近代西方各国而言,报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和重要的舆论表达渠道,尤其在法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财政等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报刊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法国百余年的右翼报刊的变迁历史说明,法国右翼报刊与支撑其存续的政党与利益集团息息相关,它们同样起到了喉舌的作用。     

社会自力救济行为的生成与预防——由2008年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引发的思考

社会自力救济指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在无法获得公力救济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集体救济行为.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政府权力失范导致民众合法权益受害,公力救济渠道不畅是引发社会自力救济行为的主因,因此,防止社会自力救济事件的发生,就必须规范公权,健全公力救济渠道.用自力救济的概念分析群体性事件,有利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对公权力的监督,有助于深层把握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原因.     

刑事质证中控辩平衡机制的完善——从《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切入

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刑事质证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是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材料的重要渠道。然而现有的第150条却把这条渠道几乎截断。虽然它可以避免先定后审的缺陷,但是却使控诉权进一步膨胀,辩护权进一步萎缩,导致质证流于形式。若要让质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赋予辩方更多的辩护权,以此制衡强大的控诉权。     

权力制约与反腐败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刻原因 ,如何消除腐败 ,保证政治清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一、我国权力制约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 ,我国权力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发扬民主不够 ,监督自然无力。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在内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力虽说是人民赋予的 ,但缺乏实质性的赋予程序 ,人民群众意志不能完全左右他们的去留升降。2 .多元化的监督力量缺乏有力度的整合 ,监督的合力较弱。我国的监督制约体制 ,监督主体多 ,机构多 ,方式和渠道多 ,这是一个优点。然而在现实监督过程中 ,由…     

健全“人大”信访制度完善人民参与平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完善和健全各级人大的信访制度，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有效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实现公平正义、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官书年鉴”与“市场化年鉴”——地方综合性年鉴生命力探析

一、《官书》的年鉴 地方综合性年鉴一直定位于“官书”,即权力机制在组稿、发行、广告征集、经费补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年鉴是官方出版物,综合性年鉴又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总汇,主要内容是通过官方渠道组织的官方资料。日前,地方综合性年鉴在编纂过程中这种“官书”意识太浓,不利于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的正常发挥。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