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桐城派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发起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需要一个集中了"旧文学"、"旧道德"特征的批判目标,桐城派正是这样一个符合要求的目标.当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以后,桐城派是否应该被批判就成了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客观分析,以倡导白话文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晚清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

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使经世致用成为笼罩中国的时代思潮。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以姚莹、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等为代表的姚门弟子在鸦片战争前后并非一味“鼓吹休明”、“清真雅正”,而是发扬了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在社会大变局中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顺应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进化论

进化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有力理论工具。它在新文学运动的三个阶段过程中,始终作为一种理论武器,推动着“五四”新文学的发展。     

“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     

钱基博与桐城派关系考辨

钱基博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以集部研究著称于世。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大的古文流派。虽然钱基博主张不立宗派,但也不排斥宗派,尤其与桐城派关系密切。不管是从宗族到出生地,从人生到交游,从教学到研究,钱基博与桐城派都有颇深的渊源。通过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既可以更好地了解钱基博的学术特征以及发展历程,也可以窥见桐城派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接受与命运。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袁枚文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

袁枚论文与论诗有很大不同,他把古文看作是"代圣人立言"之事,反复阐释了六经与古文的源流关系.由于注重古文创作,他对散文的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作过认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受容.这样,他在创作中自然追求一种澄明雅洁的境界,与桐城派的古文旨趣并无二致.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 ;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 ,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 ,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 ,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 ,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 ,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 ,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 ,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 ,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

梁启超是现代重要的文学启蒙者,革命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正是以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视野下,他对桐城派展开评论。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即使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桐城学派的成立因方东树对抗汉学的革命精神,方苞因委身清廷而受到鄙薄被称为假道学先生,戴名世因对清廷的政治批判被推为桐城派之祖。虽然桐城派批评只是梁启超实现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桐城派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 --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在成同年间的中兴,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理学的复兴.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活力.但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理学的桐城派最终无所凭藉而走向尽头.     

《晨报》附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主要考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晨报》附刊———五四时期著名的一份报纸副刊———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阐明20世纪20年代特殊的文学生存空间,那就是: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     

传统学派的发展与区域文化因素——以桐城派为研究个案

中国传统学派一般都具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特别是在学派的初创期,学派的发展往往要依赖于因特定区域而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但随着学派的不断扩展,其区域文化的特征会不断减弱.桐城派的发展历程就明显呈现出这种变化趋势.桐城派最初是一个区域文化特色浓厚的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员籍贯日益掺杂,传播区域日渐扩展,桐城派最终脱离出桐城这一特定区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国,不再局限于桐城这一有限的区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