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梦境书写与梦幻主义:汉赋创作的新路径

汉赋中涉及梦或者描写梦境的赋作主要有《梦赋》《悼李夫人赋》《长门赋》《幽通赋》《思玄赋》《髑髅赋》《检逸赋》(残)七篇。汉赋中的梦境书写方式主要有三种：借梦设喻、以虚写实、结构文本。以梦入赋,用梦幻手法进行创作,是汉赋在写实和夸饰之外的又一路径,对于汉赋的主题构思有着重要的作用。汉赋中的梦境书写与梦幻主义在深化赋作主题、扩大赋的表现空间、丰富赋的美学意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子虚》《上林》与《七发》的关系

《子虚》与《上林》两赋明显受到《七发》的影响:在主题方面,都有讽谏之义。在结构方面,都用问答体和假设人物,正文前均有小引,都善用排举铺陈与架构法。在修辞方面,都反复运用转折连词、引典夸饰、胪列鸟兽名称、堆砌描绘状辞、杂用长短句。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

《红楼梦》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文本。它充分借鉴、汲取赋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使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的赋化特征表现在:汉赋、骈赋、文赋等铺采扌离文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的环境描写;红楼梦》赋化特征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使得性格各异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红楼梦》赋化特征最重要的是对于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使得《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生活悲剧与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赋化特征亦是《红楼梦》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红楼梦》的赋化特征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三个方面。     

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

赋体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内含的"瞍赋"、"六义之赋"及"体物之赋",源头在宗庙献赋,尤其是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大赋,其文本构建及演变均与宗庙中的宾祭之礼有着紧密的关联。首先,宗庙献物及辞不仅是赋体立名的因缘,而且使这一文体始终具有"宗庙性"与"礼仪性"的特征。其二,在宗庙贡献中宾祭执礼的告庙"先君"制度和辞令之用,影响着赋体以逞辞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机制。其三,宾祭礼中的备物享神方式,以"物"为中心、以"德"为旨归,其物、辞、义三端,影响了赋体托物、陈辞、兼义的修辞方法。其四,宾祭礼的媚神观德,是赋体"欲讽反劝"的宗教根源。西汉赋表现出的因"省祸福"以"训戒"、"改作",东汉赋表现出的因"观威仪"以"昭德"、"宣威",为赋体文本讽劝传统中的两种最重要的书写模式。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中国古代阐释的批评学意义——“诗无达诂”说研究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是文学接受活动、文学阐释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诗无达诂”对汉代经生在《诗经》的阐释中泥于字面的、牵强的阐释提出反拨,指出阐释的相对性和灵活性,从而为阐释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使阐释具有了批评学的意义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

与《诗经》相比,《楚辞》各篇的文体性质相对复杂,《招魂》即为其例.历代学者都曾注意到《招魂》文章结构的特殊性,但皆未明确指出其赋体文学的性质.从文章结构和其他审美特征来看,《招魂》符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和《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所述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篇经典的早期赋作.《招魂》的出现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也是《楚辞》内部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对当时及后世的赋体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从批评客体的接受看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在经书、史书和教科书的意义上,《诗经》才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人们普遍地援引,作为最高道德价值的取向而为人们所效仿,作为拥有一切至理的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因此,严格说来,先秦时代尚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两汉时期,随着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断涌现,批评客体的范围扩大了,相对独立的批评文本也随之出现。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基本含意,即关注作品、作家。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