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兼论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现阶段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直至工资趋于民工的保留工资。考察这种现象,本文认为,主流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的研究忽略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在考虑到劳动者存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的情形下,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出现一个拐点,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同时,就拐点后的这段劳动供给曲线而言,当劳动需求不足时,劳动供求将向右下方发散失衡。文章分析了这一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民工劳动供给现状进行了实证。     

西方失业理论模型的演化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 ,劳动的自然价格的决定独立于劳动的供求关系之外 ,劳动的供给受劳动的需求的调节 ,否认在劳动供求均衡点之外还存在着劳动供给。马克思把劳动力的供给看作一个独立变量 ,否认了劳动力供给自发地受劳动力需求调节 ,将超出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之外的劳动力人口称之为相对过剩人口。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均衡工资由劳动的供求关系决定 ,把劳动供求均衡点之外的劳动人口称之为自愿失业。凯恩斯在新古典模型中引入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的假定 ,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解析了周期性的非自愿失业。弗里德曼在新古典模型中 ,用市场机制的功能障碍所引起的高于均衡工资的刚性工资解析了自然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概括了周期性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和实际失业三者的关系     

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个来自于劳动力转移的解释

2003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开始持续上涨.文章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总量不断下降.同时,余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的资源相应增加,加上一系列惠农政策,人均务农收入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降低了他们的务农劳动供给弹性.当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零,且技术进步不足以抵消劳动投入下降带来的损失时,随着农业劳动投入总量下降,农产品供给的增幅会相应下降,甚至绝对减少,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     

我国二元经济转化的理论与模式——一个有别于西方古典经济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

2004年春天,在我国农村还存在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的条件下,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吸纳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部门支付民工的工资偏低,这使西方古典和新古典二元经济学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已不适应我国国情。我们由此建立的非完全古典假设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认为,利用工资的激励职能,即通过提高工资可实现工资与利润的共同增长,从而保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持续进行,直到我国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实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     

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的分析与探讨

作者论证了人力资本是有别于生产资料形态的资本即狭义资本的一种特殊资本形态，这种内生性的资本形态属于广义资本的范畴，认为既然人力资本与其它的物质性资本都是广义的资本形态，都属于生产要素，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等量价值的资本或等量价值的要素产权，就应该分享同样份额的企业剩余。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特别是管理型、技能型劳动力的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不仅应得到相当于自身价值的工资，而且还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企业剩余。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的观点值得商榷

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其他生产要素都已逐渐商品化,其供给与需求由市场调节,那么,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也应该在市场上加以调节,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劳动效益。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也正是因此,人们才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仍然是商品的讨论。     

收入差别特征:由城乡两极分化向城市两极分化转变的理论与对策

目前中国劳动收入差别特征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别严重;然而,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这一特征正在发生重要转变。近年来,中国城市开始涌现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其根本原因是,转轨期间大量低文化特征的农民工与下岗工人会集于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极大抵消了劳动力需求扩张可能带来的工资增长,这与产业结构急速升级条件下高级劳动力市场需求扩张明显强于劳动力供给从而引致工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理论认为,随着次级劳动力市场相对工资的下降,城市劳动收入差别趋于扩大不可避免。     

经济增长、教育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是传统产业转型、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规模扩大和垄断性下降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加速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在增加劳动供给的同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的作用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既是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又是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的结果;教育对工资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诱致劳动力提高对教育投资水平.     

农地流转滞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估算后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均滞后农村劳动转移,且原因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农户间农地流转供给充足和需求不足,农业经营大户需求与农户供给之间存在障碍;中部地区农户间农地流转供求均不足,存在农业经营大户需求;西部地区农户间农地流转需求充足和供给不足,农业经营大户需求偏低。依据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统筹发展要求,东部地区重点应是促使农户土地向农业经营大户(企业)流转;中部地区应将劳动力选择行为分类,采用逐步转化的农地流转策略;西部地区的重点是提高劳动力转移非农收入就业水平和就业稳定性,增加农户土地供给意愿。     

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化趋势与规律研究

提高农业生产率,追求高效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是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连乘分解方法,对农业生产率进行度量,具体对中国农业劳动、土地与资本生产率以及地人比率、资本-土地比率的变化趋势和规律进行分析,进而测度农业产业组织绩效。结果表明:不同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有不同的绩效,同一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运行其绩效也有不同的表现。生产队集体农作制的最大弊端是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动,而家庭责任制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疏通渠道。家庭责任制是内生于农业生产率提高所要求的增加土地-劳动比率的必然结果,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应朝着有利于提高地人比率的方向变革来提高其绩效以及农业生产率。     

劳动力市场状况与犯罪:理论、仿真与浙江经验

劳动力市场状况与犯罪的关系是犯罪经济学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之一.基于浙江28个县1980年到1989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状况影响犯罪供给的机理和效应展开了详细的定性定量分析.双侧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1)工资差距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一般刑事犯罪率将平均上升0.15％;(2)相比侵财犯罪,暴力犯罪对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弹性更大;(3)刑罚威慑弱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浙江犯罪率显著攀升的重要原因.以上估计结果对犯罪供给方程估计中存在的不可观测的异质性、遗漏变量及样本选择等典型的内生性问题保持稳健,因而,为国内外犯罪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证据,对我国转型期犯罪治理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相应的参考价值.     

垄断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限制和不平等

关于劳动力垄断市场对于加总经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现有主流经济学已经有了很规范的结论,即垄断肯定会造成产出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本论文主要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对不平等的影响以及最低工资限制对不平等的作用。本论文的分析表明:首先,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完全垄断市场肯定会加剧不平等;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下,最低工资限制对不平等的影响也是不一定的,它具体取决于均衡状态劳动需求弹性的大小;最后,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买方垄断的情况下,高于完全垄断市场工资水平的最低工资限制肯定会使得失业和不平等同时改善。     

劳工品质、劳动保护与跨国资本空间转移——基于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

全球自由市场与低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优势模式发展的前提条件.劳工品质与资本流向正相关,劳动力价格、劳工技能以及劳工纪律性是劳工品质的基本内涵.劳工纪律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政治机会结构与微观动员条件是两种主要的建构力量.较之于印度,劳工守规矩的品质是中国吸引资本的巨大优势.劳动保护需要与政治社会体制相匹配,这样才能实现与经济发展的均衡.中国不用担心劳工涨薪会导致资本外移,印度应该在政治社会结构允许的空间里一定程度地减少劳动保护,强化劳工纪律性.突破比较优势模式,通过产业升级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才是中印两国未来的根本出路.     

我国城镇劳动力配置二元结构及其转换

本文提出我国城镇劳动力配置的二元结构表现在就业体制二元性,工资收入调节双轨运行,城乡劳动就业区别和户籍壁垒三大方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国企改革与劳动力退出障碍互为因果,体制内就业者的既得利益刚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和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在此基础上对转换二元结构的目标、途径、过程、模式选样作出论证,最后从促进企业家市场和工资市场化,实施再就业工程,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缩小劳动力供求差距和改革户籍制度等五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Competing for jobs: Labor queues and gender sorting in the hiring process

While much research has documented the pattern and extent of sex segregation of workers once they are employed, few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pre-hire mechanisms that are posited to produce sex segregation in employment. While the notion of a labor queue—the rank order of the set of people that employers choose among—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pre-hire accounts of job sex sorting mechanisms,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ways in which job candidates are sorted into labor queu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labor queues contribute to the gendering of jobs by studying the hiring process for all jobs at a call center. Being placed in a queue has a clear gendering effect on the hiring process: the sex distribution of applicants who are matched to queues and those who are rejected at this phase diverge, and among those assigned to queues, women are prevalent in queues for low pay, low status jobs. The screening process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gendering of the population of hires at this firm. Females are more prevalent among hires than they are among candidates at initial queue assignment. Among high status jobs, however, males are more prevalent than females. Moreover, there are important wage i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matching to queues. While there are large between-queue sex differences in the paid wages associated with allocation to queues, once allocated to queues the wage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andidates are nil. Consequently, the roots of gender wage inequality in this setting lie in the initial sorting of candidates to labor queues.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区差异

中国各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相对分割,劳动力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存在制度障碍,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工资率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可能导致各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行为,并估算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结果表明:在每个地区内部,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均明显大于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上升,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明显下降;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男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没有显示出持续下降趋势。因此,消除户籍制度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工资水平,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而且有助于抑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信阳市劳务经济品牌及其提升研究(二)

信阳市劳务经济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国家扶贫战略实施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但也应该看到,信阳市劳务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如劳动力供求形势严峻、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等不利因素的困扰,会对今后的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为此,必须调整信阳劳务经济的发展思路,加强劳务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实施劳务品牌战略,统筹地区城乡发展,从而促进信阳劳务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洋务运动期间的劳工雇佣与管理

作为中国最早的建立机器工业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期间我国企业界在现代工人的来源、工资标准的制定以及劳工管理方面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出“效率”色彩,如按照产业结构的不同而雇佣不同技术素质的工人,按照劳动效率高低的不同以确定不同工资的标准。二是突出“情感”因素的作用,尽量利用传统文化中某些有利于提高当时企业劳动效率的因素,如利用同乡因素招募和管理工人等。尽管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探索显得幼稚,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人在机器工业建立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直到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政府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路径优化：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

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是收入问题,而解决农民工收入问题的首要任务便是解决工资拖欠问题。作为相关政策落实的试点地区与成功范例,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在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全国其他地市提供了宝贵的善治经验。政府治理农民工工资问题,应落实责任制,切实加强对清理拖欠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设立统一的劳务服务管理机构,完善政策法规维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