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做了概括性的规定,这一规定对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股东代表诉讼在具有法定代表权的股东资格问题、公司在诉讼中法律地位问题问题、诉讼费用的缴纳问题问题、法律后果的承担问题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试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公司股东股权的重要内容,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中明文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对于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正常合理化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应清醒认识到,对于确保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更好的是“实践继受”而非“制度抄袭”,仍有待相关制度规定的完善。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公司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其宗旨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该制度始于英国,现在各国（地区）公司法中大都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其具体规定各有不同,如持股时间、持股比例等。我国在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中引入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解决了司法实践中无公司法规范可以引用的难题。可以说是公司法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其将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探析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在现行的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框架内出现了难以合理确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的困境。而公司是股东代表诉讼中真正的权利人,因此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公司可以申请参加诉讼。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来确立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为辅助人。     

缺陷产品致害的销售者赔偿责任

近年来，缺陷产品致害事件层出不穷，如三鹿奶粉事件、“齐二”假药事件等。在这种群体性损害事件中，如何使受害者获得充分的赔偿？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生产者缺陷产品所致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无疑义，但是对于销售者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则存在着争议。产品质量法第42条规定，销售者在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应对缺陷产品导致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从第43条规定看，缺陷产品的受害人可以直接向销售者请求赔偿，     

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认定

我国的《物权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但承担赔偿责任。此条明确了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但对赔偿责任的性质的认定,错误登记是何种归责原则,登记错误的事实认定等问题没有规定,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完善短线交易归入权制度的几个建议

2005年证券法对短线交易归入权做了专门规定,不再以内幕信息为判断的标准,增强了可操作性,但其制度设计在适用主体,行使期间、可转换债券和衍生债夺的适用以及救济手段方面仍存在不足。     

论虚假出资股东及其相关人对公司的民事责任

虚假出资股东应对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因为股东虚假出资是对公司的一种侵权行为.货币虚假出资的,银行、验资机构、公司登记机关、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应与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非货币出资的,评估机构、验资机构、公司登记机关、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应与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呆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现代公司体制中,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各主体之间构成了分权并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但任何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可能是均衡的。不同于中小股东,控股股东对公司享有更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大股东的压制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治理关系中永恒的矛盾。如果控股股东在行使控制权的时候能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中小股东的利益,则会缓解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控股股东往往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行使权力,容易发生滥用权力从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使利益个体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     

论侵权责任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在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这对于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维护产品使用者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具有严格的条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产品缺陷造成的责任,在主观要件上要求"明知",即故意和重大过失,在损害要件上要求具有"严重的人身损害",即死亡和健康严重受损,从而排除了财产损害;责任承担上仅要求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金,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应当考量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加害人的主观过错、获利情况、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受处罚情况等因素。     

主参与方履行责任基础上的建筑工程质量监管策略研究

工程建设是一项多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其中的每一个参与主体的工作质量都与最终建筑产品的质量相关。在建设活动中,参与建设活动的各方主体主要有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各建设主体的责任履行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建筑工程质量。我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各责任主体的责任做了严格的规定,除了必要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外,也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但我国设计、施工单位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低价格、低利润政策,行业自身积累严重不足,难以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赔偿责任落到实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建筑法等规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形同虚设。     

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前置程序问题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中前置程序的设计主要是避免司法权力过分干涉公司自治权,从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然而,由于我国《公司法》第152条在程序以及实体规定上都存在着不足,本文拟就前置程序中相关问题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本土化的建议。     

浅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经营者应该对其消费者,其他进入经营服务场所的人或潜在的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承担安全保障的义务。在我国现在的法律体系下,这种义务应以法定义务为原则,这类责任主要是指经营者没有履行好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导致了消费者人身财产的损害;以约定义务为例外,此类即经营者对消费者订立的合同范围内承担的各种义务,主要包括就安全方面做一些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高于法律法规的规定的义务。当第三人侵害受害人且经营者有过错的情况下,经营者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股东代表诉讼现实意义之评析——以我国的新《公司法》为例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它的出现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人的损害,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以及维护经济秩序有序进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经过了逐步的探索,终于在新《公司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得到正式确立,本文将以我国的新《公司法》为例,对这一制度在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促进公司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行简要的评析。     

论我国公司法中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当公司资产不足偿付其债务时,法律不能透过公司这层"面纱"要求股东或公司成员承担责任,这是公司勃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析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

国家赔偿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对国家责任的肯定与确认，而国家赔偿法则是公民获得国家赔偿的重要的途径，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的具体实行。不加限制地扩大或缩小国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都是对一个法制国家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核心内容。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必须具备主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个要件。本文拟从四个要件的地位、具体类型等方面进行粗略分析,并对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和特点作简单思考。     

“股东有限责任否定”解析

“公司人格否认”或“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于防止少数股东滥用其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有着重要意义。但以否认公司或法人的人格，导致股东无限责任的“公司人格否认”或“法人人格否认”的提法并不科学，错误地把公司人格或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混同起来，即投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是法人，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的是非法人，否定投资人的有限责任必然要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     

管管企业的"生死合同"

前不久,原本归属贵州电力建设某公司管理的一位员工,突然被通知与属下一家企业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规定,乙方(员工)在工作中因失职或违章操作而造成事故,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也就是说即使员工在事故中受伤,乃至死亡也与企业无关,企业可不承担任何责任,不用赔偿一分钱。这岂不成了“生死合同”?按照劳动法规的相关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包括上下班途中发生事故都属于工伤。显然,这家企业的合同违反了劳动法规,是对职工权益的侵害。因失职或违章操作导致事故,员工理当承担一定的损…     

浅析公司社会责任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加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条款,但是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在这次"毒奶粉事件"发生以后,让人不禁产生诸多思考。本文认为公司法中有关社会责任的规定应当视为公司法的一项进步,但不应当看作为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仅仅应当定位为一项倡导性规定。即法律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遵守社会公德。     

投资者保护公益组织与股东诉讼在中国的实践——基于中证投服证券支持诉讼的多案例研究

以2016~2017年间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证投服")提起的4例证券支持诉讼为研究对象,本文深入分析了该组织在证券支持诉讼中的作用实现机理及其在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后果和溢出效应。本文发现:中证投服提起的证券支持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虚假陈述案件的赔偿机制,主要体现为赔付主体更加合理化,赔偿金额的计算更加科学,赔付比例有明显提升,赔偿款项的执行力度得以加强;在作用实现机理方面,中证投服作为投资者保护公益组织向中小股东提供了公益服务,同时又具备政府弹性监管的色彩,与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形成互补;更为重要的是,中证投服参与证券支持诉讼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在唤醒中小股东维权意识的同时,明显提升了民间律师团体的活跃程度,进而从整体上极大地带动了民间股东诉讼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