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王冕形象的重塑及其意义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借历史人物王冕来"隐括全文"和"敷陈大义"。承袭历史人物王冕特征的同时,作者对他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使他成为一个有着魏晋风流且注重经世学问的儒者。王冕形象的重塑对于小说叙事和主题表达都有重要意义。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儒林外史》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一开始就借王冕之口批评明太祖“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的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其实王冕此时已经逝世,并没有说过这个话,而是作者虚构的。作者是个考中秀才后不愿继续应考的大家公子,他看不惯那些通过科举来追求功名富贵的“儒林”中人因而写了这部小说。他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肢解儒家经典语言,抽去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从而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败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儒林外史》创作素材补笺数则

通过对《儒林外史》相关创作素材的钩沉考证，对作品中涉及到的王冕等人物和故事的相关内容加以补充笺证，以利于《儒林外史》文本的解读。     

周进形象考论

周进是《儒林外史》"楔子"写王冕之后正传开篇第一个重要人物,有关这一人物的研究从来都无考证。其实,《儒林外史》写周进,虽然没有可直接对号的现实人物原型,但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上,却是一个有一定依傍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既来源于作者深厚的经学根底,同时也有作者自己曾经暂为塾师的影子。周进故事托以"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叫作薛家集",是以周进在汶上县坐馆与孔子为"中都宰"时古今之异进行对比,加强故事针砭现实的寓意,凸显了作者忧世伤时的创作意图,体现作者重视教育的儒家情怀。故事写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并非完全虚构,而是以该县自明初至今实有的薛庙(或薛家庙)村为地方背景创造而来,带有一定写实的成分。《儒林外史》以周进坐馆的汶上县一个乡村为"薛家集",是沿袭了《金瓶梅》以降小说以"薛"谐音"雪"、雪易化而变为虚无有关,反映了传统小说中的虚构艺术。由此可见"《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金瓶梅》"和"绝无凿空而谈者"实为确谈。     

《儒林外史》所涉王冕本事考论

《儒林外史》为塑造理想名士代表，对王冕形象进行美化、雅化处理，广泛影响后人的真实王冕认知。事实上，小说所叙王冕故事多与历史原型不符，尤其表现在“未仕明军”“奇言怪行”“擅画荷花”“拒交危素”等情节上，虚构成分较多。吴敬梓对小说所涉王冕本事应有充分了解，但为服务创作意图需要和彰显自身性情喜好，还是蹈袭传闻或信手改编。小说对王冕所涉本事的艺术处理，充分彰显全书以文运事的叙事艺术，体现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论戏曲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儒林外史》描写戏曲演出活动的目的 ,或是为了营造一个真实的环境 ,或是由此来刻划人物的性格。优伶鲍文卿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之一 ,作者塑造此形象的目的是将他与一些儒士作对比 ,从而突出读书人的行己无耻。“虽云长篇 ,颇同短制”是《儒林外史》最有特色的结构 ,然而此结构并非独创 ,是对《四声猿》之类的明清杂剧的仿照。《儒林外史》常以人物命运与行为的突转来增强讽刺效果 ,这显然是运用了戏剧性的表现手法     

通知

同学们写作文常见的毛病有二：一是选材陈旧，二是缺乏新意。比如写《我的同桌》，许多同学都会选“借笔”，“借伞”之类；写《一件有意义的事》，则用“拾钱包交给失主”来反映人物的“拾金不昧”。这样的材料，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蒋士铨丛考

该文是清代诗歌系列考证中的一组文字 ,大抵以蒋士铨为中心。主要内容包括 :一、蒋士铨《京师乐府词·象声》有关的历史资料 ;二、蒋士铨携妇游山与吴敬梓《儒林外史》 ;三、蒋士铨“两当轩”与黄景仁“两当轩” ;四、蒋士铨写西历的错误。     

《儒林外史》的结构方式：“递入”与“互见”

“递入”与“互见”是构成《儒林外史》独特结构形态的主要方式,前者以时间的相连形成文本结构的统一,后者藉空间的呼应促成人物故事的完整,两者的巧妙运用使《儒林外史》中人物各传联接成一个血脉贯通的有机整体。《儒林外史》的结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构形态对近代章回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导致近代章回小说叙事结构发生嬗变的重要因素。     

传统文化与《儒林外史》人物考论

《儒林外史》人物考论,应不仅“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从明清笔记搜索之,还要重视从儒家原典和前代小说等传统文化广大背景上的发现与发明。蘧景玉,周进、范进与王冕,马二先生与匡超人等等人物的命名取义,性格刻画,情节设计等,就都分别与《论语》、《水浒传》等典籍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这些考证对于更好地理解全书有用。“知人论世”是不仅要从作者身世、生平、著作等看问题,更要顾及他读过的和可能读过的书,接触过和可能接触过的文化,在尽可能广大的文化背景上作深度考量,然后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痴狂”

蒲松龄是以痴狂自居的。《聊斋自志》里,他公开申明创作这部“孤愤”之书时的心态是“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他还认为,“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而他第一个有意识地大量地多侧面地塑造了一系列痴狂人物。明确地把痴狂人物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人物予以颂扬。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大突破和创新。在蒲之前,文学作品中并没人专门写痴狂,作家往往只是有意无意地表现痴狂,蒲之后,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痴狂也只是间或偶然地表现。只有蒲松龄,明确地提出“痴狂”二宇,创造了中国文学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痴狂人物体系。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司马迁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不仅写得栩栩如生,而且评得实事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拙文就司马迁评历史人物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司马迁评历史人物,主要是在写生的前提下,以“太史公曰”或“寓论断于序事”的形式,着力于“亮相”,把历史人物的面目凸现出来,使人们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舞     

“暴露文学”理論主張的翻版——对邵荃麟同志的“只提出問題,不解决問题”剖析

一邵荃麟同志以西戎的《赖大嫂》这个短篇为例,宣扬了“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作家写“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时,可以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据他说:     

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谈对比描写

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低就没有高,没有新就没有旧,没有恶就没有善……一切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对比,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可以使故事或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有个范进中举的故事。为了刻画胡屠户势利、虚伪的灵魂,作者写了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一番可笑的表演。     

一部理解和研究《儒林外史》的必读著作——读《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

在明清经典小说中 ,《儒林外史》是一部很有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小说 ,然而随着科举时代的结束 ,人们对这部小说的隔膜似乎也越来越深。鲁迅在 2 0世纪 30年代就曾说过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何尝在罗贯中之下 ,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 ,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 ,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人懂。”为了让这部小说为广大读者所理解 ,许多出版社都出版了《儒林外史》的注释本。这其中 ,新世界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书由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美林先生精心批注 ,共 82万字 ,其中注文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