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试论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

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是在他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人权"和"科学"两面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构成了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主线;"主权在民"的"惟民主义"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之宪政国家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追求的目标。     

再论严复的现代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     

鲍桑葵的自由观及其宪政意义

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的消极概念和积极概念,并且通过两种自由的关系集中表述了其以消极自由为基础、通过积极自由完善消极自由的自由观。鲍桑葵的自由观决定了他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设计。鲍桑葵把国家视为“我们生活的飞轮”、“一个有效的生活概念”,与这种国家观相匹配的宪政制度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大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双重权力结构的“自治制度”。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论五四前后陈独秀的宪政思想

宪政思想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前陈独秀的宪政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由民主主义色彩,在理论上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说为依据,在现实中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蓝本,民主、人权、法治构成其宪政思想的三大基石。五四后伴随着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宪政制度,以此希望建构真正体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立劳工专政的劳动阶级国家、实行民治,是其这一时期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和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既促成了陈独秀宪政思想的升华,也造成了陈独秀宪政思想的局限。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试论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的民主观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同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在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本文只就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的民主观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五四前夕的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和其他思想家     

一个尊王攘夷者的画像——辜鸿铭的中西观小议

一辜鸿铭老先生在民国初年恐怕也算是“顶古怪”的人物了（周作人语）。他留小辫自诩为“傲霜枝”，他主张纳妾视之如茶杯与茶壶那样理所当然，他为清朝大唱挽歌，攻击刚刚诞生的民国，以至于激进的陈独秀、宽厚的蔡元培先生均不约而同地将其归入了倡复辟者的行列。他有幸...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