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家抑或弱国家?——联邦党人的国家理论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

美国联邦党人的共和制和联邦制思想过去一直受到重视,但他们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主张却常被忽视。实际上,他们所面对的政治问题与自文艺复兴以来多数西方思想家不同,他们要在一个缺乏有效政治权威的地方创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联邦党人一方面主张共和制和联邦制思想,另一方面则主张强国家理论。本文试图运用文本分析与情境分析两种方法,结合20世纪的国家理论,来解读联邦党人强国家理论的历史情境、思想观点与政治影响。实际上,联邦党人的强国家理论及其政治实践促成了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并为美国后来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理性与经验之间:试论联邦党人的政治哲学基础

美国联邦党人的政治哲学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后的智识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洛克的理性,确立起联邦宪法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他们又借助休谟的经验,为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基础.理性与经验之间的政治哲学基础,使美国联邦宪法在理想的政治价值原则和现实的政治秩序要求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     

理性与经验之间：试论联邦党人的政治哲学基础

美国联邦党人的政治哲学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后的智识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洛克的理性,确立起联邦宪法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他们又借助休谟的经验,为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基础。理性与经验之间的政治哲学基础,使美国联邦宪法在理想的政治价值原则和现实的政治秩序要求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     

分权制衡:一条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规律--《联邦党人文集》的启示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一部政治学的经典名著,对后世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联邦党人创造性地以分权制衡原则去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本文通过对《联邦党人文集》与分权制衡的分析,阐述了政府权力为何要分权与制衡;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高度对“分权制衡”进行正本清源的认识,并对我国分权制衡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作了若干思考。     

美国州权政治传统的起源与形成

美国政治史始终伴随着州权与联邦权的竞争与纠葛。州权政治传统历史悠久且根源深厚。殖民地时期的分离倾向、自治传统，邦联时期州权政治的鼎盛，以及制宪论辩与宪法批准过程中围绕州权与联邦权的激烈斗争，再加上北美人民对中央政府及其权力的高度不信任，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建国历程。进入联邦制共和国时代后，州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据重要的地位。州权政治的元素深深积淀在美国政治传统中，最终成就了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个性。     

大国治理与政治平衡——重读《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党人文集>所体现出来的美国制宪者的思想,是一种治理大国的、平衡的政治艺术.他们寻求的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平衡,"民主"与"民治"的平衡,政府权威与人民自由的平衡,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以及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既有秩序,又有自由;既有政府的权威,又有人民的权利,从而实现了一种最佳的政治平衡.     

征税设计是宪政建设的核心——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的解说

宪政建设是我国社会当下普遍关注的问题,知识精英对此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世界范围内经典的学术著作,其对宪政理论的贡献构成了该文集的主要内容,值得后来者潜心研究。目前对该文集的研读,虽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从征税问题的重要性,征税权内涵与意义,以及征税权行使等结点,系统予以解读的研究成果显得单薄。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下去,以阐发宪政建设的核心所在。     

政治参与视阈下两种自由观及其内在和谐——读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主张将自由划分为古代人的积极政治自由和现代人的消极个人自由，他力图将两种自由观有机的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但都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政治自由又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在公民政治参与的视阈下，分析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政治自由之区别，并结合贡斯当的代议制建设及现代权力分化，公民政治参与对于两种自由观及其关系的作用不可忽视，并得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能更好地促进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内在和谐。     

美国政体设计的“能力心理学”:《联邦党人文集》的“隐喻”观照

有关心灵能力和行为原则的能力心理学是苏格兰启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托马斯·里德之手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美国独立建国时期,能力心理学在北美大陆广泛传播,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思想资源。美国制宪者借鉴采用能力心理学思想,凸显了理性原则在构建政府制度和决策机制中的重要性。作为美国建国立宪的经典文献和启蒙时代政治科学的代表作,《联邦党人文集》通篇包含了人类心灵能力与国家政府治理的关联类比。涉及能力分类与政府职能、能力原则与国家治理、能力分殊与精英政治等维度的考察分析清楚表明,能力心理学为美国政体设计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性认知理据,成为美国政体制度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流。     

东汉的私学与党人

东汉的私学兴盛,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和士大夫群体的形成。党人是儒学社会化和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士大夫中的精英和党人领袖多出于私学,党人与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研究东汉党人,不能忽视私学的作用。     

从自由主义的自由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

近代西方产生的自由主义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及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一事实,提出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传统社会主义者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忽视了每个人自由发展这一核心内容。     

论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的二分——托克维尔、马克思、雷蒙·阿隆自由观比较

雷蒙·阿隆对自由概念的划分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由问题认识的深化。其中形式自由中仍然涵盖了之前康德思辨自由概念注重形式合法性的因素,而实际自由则是在此基础上对自由问题的一种升华与现实化、具体化,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沿着托克维尔这种现实化、具体化的方向走到了极致。而雷蒙·阿隆相比于马克思则又表现出了向传统自由观回归的明确倾向。与托克维尔相比,他的自由观中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考虑,而不再局限于像传统哲学那样将自由的所谓先天形式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群体自由&#183;个体自由&#183;个性自由——论悲剧与崇高

人的实践-创造活动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古代群体自由、近代个体自由(人性自由)、现代个性自由的演变产生出了古典悲剧、近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三种内核不同的悲剧范畴,引导着三种不同倾向的悲剧形态。悲剧集中表现着崇高,它们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显现着不同的美学风貌和品格。古典悲剧的崇高感是群体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古典悲剧同古典崇高一样都呈现出平衡、对称、稳定、有序的形态,缺乏深刻的理性内容和必要的情感张力;近代悲剧以人物性格为中心,以人物的各种情欲为中心,从而显示出近代悲剧关学的个人主义性质,体现了近代崇高的美学内涵;现代悲剧凸显的则不再是尖锐的外在冲突中的崇高,而是价值尺度更其内在化的崇高,展示了现代社会人所遭遇的精神上的痛苦、迷惘、焦虑、孤独,表现了人对自由生存和完整个性的热切渴望和无尽追求。从古典悲剧、近代悲剧、现代悲剧与崇高的不同形态和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悲剧美学和悲剧艺术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同步,把人类实践-创造的自由逐步推向更高的层次。     

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对资本主义法律自由观的超越

资本主义法律自由观建构在个人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建构在马克思劳动哲学基础上。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个人自由主义,就是权利主义,强调每个人平等享有言论、信仰、人身安全特别是个人私有财产所有权等。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在强调个人基本人权平等的基础上,强调任何权利的实现都不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权利平等需要经济平等的支持,社会财富的分配、占有、管理和消费都应该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法律真正应该保护的个人私有财产权必须是劳动所得。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超越了资本主义法律自由观,更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儿童的自由:以身体为基的自由

以身体为基的自由是一种实践的、动态的自由,此自由体现在身体不断地对界限进行超越的过程中,体现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中。儿童的自由只有在实践的、不确定的身体运动中才能生长起来。儿童的权力,从动作出发而产生;儿童的智慧,在体验中生长;儿童的自由,在身体解放中得以实现。     

论自由

文章从形而上学和社会政治两个侧面分析自由的概念。在前一个侧面上 ,本文力图证明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决定论 ,我们都无法说明自由的性质 ,指出了哲学尚未给自由这个概念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在第二个侧面上 ,本文试图为政治自由的思想做一些声辩 ,故而讨论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对政治自由的两种不同解释 ,指出了它们各自面临的困难。本文最后讨论了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含义和关系。     

自由的本质在于和谐——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谈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所追求的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只在思想范围之内的自由，而是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自由。自由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达到的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和谐统一，是以人为主体的多方面的和谐统一的状态与和谐发展的过程。自由从和谐开始，通过和谐实现，也通过和谐得以表现，从和谐走向自由，和谐构成了自由的本质所在。     

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新闻媒介职业化历程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言论、出版自由最初与报纸无干,后因报刊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统治者的压制,于是,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也就延伸到新闻自由;第二,大众化报纸产生后,经济独立带来角色变异,成为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力量.新闻自由恰为免除政府对报纸的干涉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法律中所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实际成了媒介--制度的自由;第三,媒介-制度新闻自由的现实,与法律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不谐,法律界人士遂提出"第四权力"理论,试图重新界定新闻自由,并使之与原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相区分.     

审美自由与人的类活动--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再认识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在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空想性的,本文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作者认为席勒审美教育思想的意义在于用审美王国扬弃人的自然状态。文中揭示了席勒审美教育思想的实践性及其认识上的抽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