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琐议

《花间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人词集 ,是中国词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 ,长期以来 ,论者多以为它是一部淫靡之作。其实不然。它虽然多写男女情事 ,却是中国爱情诗词中的精品。它的某些词作 ,直接而巨大地影响了苏轼和柳永等人的创作。应该说 ,在中国词史上 ,《花间集》是一部极其优秀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品     

儿女情多 风云气少——《花间集》内容新评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后蜀赵崇祚编,共十卷,录词五百首。花间派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人的代表作,大多赖以保存下来。它是研究我国词学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文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日本的词学研究

日本人士填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日本词人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且对词史、词乐、词律、词风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绩,值得我们重视。 对于词史的研究,首先是词的起源问题。早在江户时代初期,日本词人就论及这一问题。如日本儒学家林罗山之子读耕斋,对《花间集》甚为赞赏,称它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文人词作的结集,可以说是词正式登上文坛的     

小议《花间集》的“诗客曲子词”特性

《花间集》对民间曲子词过渡到文人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花间词”既有文人“长短句之诗”的文学性，又具有民间曲子词的娱乐性，欧阳炯提出“诗客曲子词”这一称谓正好揭示了这种特征。     

词的文质及理论探微──从《词论》到《词源》

词是我国独有的文学样式，随之伴生的理论自成体系。本文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词的独立宣言；《花间集序》划清了词与宫体诗的界线；辛弃疾对词学有贡献；针对着词作堆积材料的弊病，张炎在《词源》中提出了“清空”说和词创作的系统理论。     

“渔父家风”与宋士大夫的隐逸旨趣

中唐以还,文人填词者渐众,然大都仍须顾及调名,所谓“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吟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迨《花间集》出,文人词作业已成熟,嗣后“填词以从调,故赋咏可离原唱也”。但考自唐至宋之文人词作,吟咏全属词调本意者仍存有例,此即始于张志和、止于张炎之《渔父》词,前人已见到这点:“凡赋《渔父》词者,多作高隐之语”,“专赋本题”。再考,吟咏渔隐事,在唐宋词坛上迭唱不衰,用调不特《渔父》,令词、中长调皆有选用。以词作呈渔隐乐事似为时士大夫之偏好。逐一(尔见)缕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委,或可窥见词史上的一种独特词风及宋代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旨趣。一     

儿女情多 风云气少——《花间集》内容新评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后蜀赵祟祚编,共十卷,录词五百首。花间派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人的代表作,大多赖以保存下来。它是研究我国词学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文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一) 《花间集》中的词,多数是写男女艳情、悲欢离合、旅愁闺怨、伤春惜时的;直接反映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题材极少。陆游在《花间集跋》(之一)中批评道:“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花间词,相反给了它较高的历史评价。在《花间集跋》(之二)中,他说:“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从前人对花间词的评价来看,各有所执,毁誉并存,但总的倾向还是称赞多于遣责,“功大于过”这一习惯性评语施诸“花间”,也还合适。孰料近几十年,花间词逐渐被否定了,它成了词的发展史上的“一股浊流”,戴上了一顶“反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帽子,中国文学史     

从宋代词选看晏殊词在宋代的传播及其地位

每一个时期词选对词人词作的选择都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文人对不同词人词作的态度.文章通过对宋代四部词选《乐府雅词》、《草堂诗馀》、《花庵词选》及《阳春白雪》对晏殊词作收录情况的分析,得出晏殊词在宋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其词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地位与同时期的词人相较为低.而这与晏殊词所描写的内容、艳情的风格有关.     

朱敦儒笔下的梅

朱敦儒是南北宋之交有名的词人,其词集《樵歌》中多处提及"梅"这一物象。由于词人南渡前后的生活环境、经历的不同造成了他多变的心态,面对一样的梅花,写下了面貌各异的词作。朱敦儒词作中关于"梅"的描写,揭示了时代在词人心中烙下的印痕以及时代巨变对文人的影响,其借物抒情、寓情于物的创作手法对此后咏物词的兴盛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可从中看到咏物词自南渡以来的发展。     

《花间集》编纂背景及编纂原则探析

晚唐五代时期 ,大量才子士人流寓西蜀 ,再加上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 ,蜀地词曲创作日益繁荣。本文在征引史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蜀词的成就和地位 ,进而揭示了《花间集》的编纂背景 ,从体例、词人、词作、词调等方面 ,分析了其力求精美别致的编纂原则。     

论杨慎对花间词的沿袭与突破

明代历来被视为词的中衰期 ,然“一代之词 ,亦有不可尽废者” ,曾被誉为“词家功臣”的杨慎对词的贡献即不容忽视。杨慎校对过《花间集》 ,而其词作受《花间集》的影响亦非常明显。今存杨慎词涉及男女恋情的约有 110多首 ,占其词作总数的三分之一。杨慎词大多作于 30余岁被谪迁之后。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 ,为了排遣愁懑 ,生活颓放 ,故其词以美女、离情、闺怨、性爱等题材为主 ,词藻华丽 ,烂若编贝 ,在内容和风格上对五代西蜀的花间词一脉相承。除了承袭花间香艳之风外 ,杨慎恋情词对花间词的突破 ,则表现在写作对象的转变 ,那就是作者的寄内词 ,由于对象在思想、情感和人格上与作者对等 ,决定了词的内容多是倾诉内心感受 ,或进行情感的交流 ,在艺术上则洗尽铅华。这类词虽然为数不多 ,却突破了花间词的樊篱 ,值得予以特别的关注     

《花间集》评议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历代文人对《花间集》的态度和评价却褒贬不一。整理和研究这些矛盾复杂的评语和批评,对认识《花间集》的价值和意义,评价其词坛地位,以至于认识词体的演变发展轨迹都有重要意义。     

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刚柔相济的“花间别调”——论《花间集》中的边塞词

针对人们对《花间集》中的“花间别调”认识不足的问题,探讨了“花间别调”之一——边塞词在内容、形式与表达技巧、感情格调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利于打破《花间集》诸如“郑卫之声”、“不过行奁组织之辞”等片面评价,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花间集》特别是＂花间别调＂。     

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秦七黄九”补说

宋代陈师道提出"秦七黄九"的说法后,直至清代才有明确的质疑之声。"秦七黄九"之说诞生的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究竟如何?本文在邓子勉先生《解读"秦七黄九"》一文的基础上,通过对既有材料的深入理解,试做补说:于作词并称"秦七黄九",盖陈师道一家之言,在视词为小道末技的宋人眼中并无争论之必要,故得流于后世;《后山诗话》所述,乃针对秦、黄词作皆"合乐可歌"而言,并非总论二人词作成就。     

从词史建构、文献考辨重论李白词的真伪问题

欧阳炯《花间集序》所标举"应制《清平乐》词四首",是李白词作中最可靠的一组作品,其一二两首一直流传至今。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首,北宋时即已流传,南宋时《景宋咸淳本李太白文集》和黄升《词选》、何士信《草堂诗余》等皆收录。现有的质疑不足以否定其非李白所作,宜尊重宋人的意见。欧阳炯《花间集序》推举"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实际上确立了他在词史上的初祖地位。黄升《词选》另推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后世词家,多祖黄升之论。风格上,李白词兼开豪放和婉约二派;创作机制上,又兼有宫廷应制和自我抒情两种。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唐末文人吴融二事考述

本文对唐末文人吴融的生平二事作出考述,确定他在昭宗大顺二年(891)曾跟随宰相韦昭度任职扬州,在天复元年(901)为后蜀先主王建作过《生祠堂碑》文。这些事迹前辈研究者未曾涉及,可以被当作一份材料,补唐末文学史及政治史之缺。